主講：馬翊航（師大臺文系博士後研究員/臺北教育大學語創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持：鄭芳婷（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3年05月02日（三）下午13:30-15:30
地點：臺大博雅教學館305教室
撰稿人：林宇軒（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好哀傷喔，為什麼我已經這個年紀了，還要聽到周邊循環這樣的玩笑？」講座開始前，馬翊航回顧大學生活、同時回應近日台中一中歧視原住民的文案：「我心裡面就在想說：一定是這些中一中的學生缺乏活生生的、像我一樣漂亮的原住民朋友。他們看著我，說得出口『死番仔(Sí huan-á)』嗎？我不相信！」馬翊航解釋，自己身為原住民男同志，從大學開始都是如此手把手「跋感情(pua̍h-kám-tsîng)」，以幽默化解了許多的尷尬。
地方原住民男同志與「地方媽媽」
「當然，我們也要從很多地方著手。即使你不在網路上和別人筆戰，你也必須用各種方式讓我們所身處的語言環境做出各式各樣的鬆動或調整。」從空間開始討論，馬翊航對「故鄉」的認同是被視為鄉下地方的「池上」，這使得高中到花蓮市念書時，被當地的同學嘲笑。然而，當大家高中畢業、來到台大讀書後，這個「鄉下地方」其實是整個花、東共同承擔的，並不會區分「池上」或是稍微熱鬧一點的「花蓮市」──「城鄉的尺度是會一起移動的嘛，一鄉還有一鄉鄉。」由此也可以得知，所謂的「鄉下」很多時候是透過「比較」來認定的。
不同於父親的「建和部落」，「池上」作為馬翊航的來處，對他來說是一個情感上的知識系統，包含了親密感、依附感，同時也隱藏著一些談「地方寫作」時會出現的不安感；當兩種不同向度的感受同時作用在身上時，馬翊航聯想到「地方是這樣子，性別也是這樣子」。身為一個「原住民男同志」或「鄉下來的男同志」，馬翊航口中的「文學」不只是一種資本或文本，而是一種有文化意義的系統和連結網絡。
在進入「地方酷兒」的討論前，馬翊航先談了「地方媽媽」這個來自色情片廣告的詞彙。當許多不知情、自稱「地方媽媽」的主婦終於知道這個詞彙背後所隱藏的意義時，會說：「蛤！怎麼會這樣子，我再也不敢用這個詞了。」彷彿將自己的形象和「性」掛勾在一起，是一件令人緊張的事。不同於這種思維，馬翊航認為他「滿喜歡地方媽媽的」──「如果我們把『地方媽媽』這個脈絡補進來、把它跟『地方酷兒』或『地方同志』連結在一起，裡面會出現了一種跟『性』有關的意味，一種語言在日常生活流動的『弦外之音』。」
在臺灣文學的領域中，「地方酷兒」轉移了過往「同志」的單一想像，將空間從都會區移動到了非都會區。第一篇作品，馬翊航舉了主角也算是「地方媽媽」的李昂《殺夫》──故事中，「農村婦女林市」的餓不只是食慾上的餓，還有性慾上的餓，「是種種狀況的說話沒有人聽、種種狀況的性與暴力，是一個女性、也可能是眾多女性的聲音」；而「殺人的不僅僅只是這個女性，也不僅僅只是先生對她的虐待，而是這整個鄉村都在殺人」。回顧李昂過往的作品《花季》，雖然主題乍看是日常的、無聊的，當中的蹺課午後看似沒有發生任何性暴力，但性暴力卻隱隱然地存在，女主角所想像的「性的威脅」也同時可能是「性的誘惑」。
「離開」作為一種因應策略
方清純《動物們》利用動物的處境來描繪人的處境，其中〈雞婆要出嫁〉一篇以年過五十、教書法、留長頭髮的「阿良」為主角，其在鄉村裡是個刺眼的存在。馬翊航指出，裡頭的「雞」暗示了性別與鄉村的囚牢──「『雞婆要出嫁』並不是表示阿良找個人嫁了、進入到婚姻就能夠解決他在鄉村的困境，可能更多的是要把女字旁去掉、把性這件事情從他的身體裡面除掉，去擺脫有關或無關的囚牢。」
「你們在文學作品裡面看到『鬼』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馬翊航先舉陳思宏的《鬼地方》與范銘如的〈另眼相看──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為例，提醒大家「鬼」除了形成了一種「緊張感」，也扮演了一種「挑釁」的功能。「這些女人們也都經歷了像《殺夫》被封鎖在某種語言環境裡的緊張感，」馬翊航指出，「沒有話語」的女性帶來的「危機感」讓讀者覺得需要深呼吸、暫停閱讀：「小說提供的閱讀效果，正是要讓我們環視一下我們所身處的這個地方──鬼在哪裡？是我內心當中的疑神疑鬼，還是某些我揮之不去的東西？」鄉土裡面封鎖的訊息是台灣文學承繼的東西，在這之中的「離鄉」和「返鄉」也是一種路線。
「出城」、「離開都會區」是台灣文學當中常見的主題，「城鄉的對立和互動」更是一件有趣的事。馬翊航說，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魂斷威尼斯》和台灣文學存在著很強烈的依附關係：「在台灣還沒有這麼多同志、酷兒的生命故事時，《魂斷威尼斯》起了一個很好的依附效果。」書中的主角因為展開了一場「為文學而出發的旅行」而開始了解衰老、瘟疫對自己的轉變；離開了原本可以控制的規律生活，主角在威尼斯的空間中「迷路」，同時映照著他內在心靈的暗潮洶湧──那位為他所吸引的美少年不只是美，而是「美得像死神」。
生活與文學當中的見機行事
回到台灣文學作品，馬翊航分享《孽子》和《荒人手記》兩部經典著作。當這些文學作品被改編或解讀時，有時會看到書中的「肉體慾望」被刪除──「朱天文運用了『男同志』這個敘事框架，帶來了許許多多文本的愉悅性。其中一個大家很常強調的，就是朱天文在文字上所下的功夫，讓他像是一個當代的女巫、一個文字的煉金者，好像非得把這個作品提升到對於美或文學的追求，《荒人手記》才可以成為《荒人手記》。」這些慾望、家庭、感官的組合，打造出了城市中的不同空間，包含對過往青春的重新確認。馬翊航認為，作品當中敘事者的「保守性」一部分來自於世代交替和城市景觀變異的緊張感：「如果被這個社會所放逐的話，我要自己製造一個屬於文字的想像的秩序。」
馬翊航介紹「帶有小說氣質」的散文集陳柏煜《弄泡泡的人》，當中居住於台北求學的主角交了一個遠在屏東的對象，文字在虛構和真實間不斷交錯，畢竟「台灣對於散文作品有一個默契，我們通常會覺得即使不是反映真實，但也部分地跟他的真實經歷重疊」。張亦絢認為《弄泡泡的人》散文集「在這個將文學還給同志的漂亮進行式中，同志文學也因此完成了」，沒有肩負那麼多出櫃、討論個人和社會緊張關係的任務，而是回歸到情感面本身，著重於年輕情侶的主動與被動。
「設想一個狀況：一個跟我年紀相當或再小一點的原住民青年離開部落、到外求學，為了符合或回應自己的族群文化，選擇回鄉做地方創生、文化復振、參與更多的祭儀，這是一條線。但是，當這樣子投身的青年是非傳統性別氣質、非二元性別者，想要跟部落產生更接近的距離的時候，好像又被這個傳統的性別秩序排拒在外，他就形成了一種兩難。」馬翊航舉出例子，認為生活與文學當中的「見機行事」是很重要的事。
當「非典型」面對「傳統」
原住民作家Dadelavan Ibau（達德拉凡．伊苞）身為一位來自部落的研究者，其作〈慕娃凱〉是馬翊航眼中第一篇觸及「女同志情節」的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品。對於這篇獲得文學獎的作品，有評審認為「語言很漢化、沒有特色」，也有評審認為「編造的神話違反了原住民的文化想像」，這些評價都有待商榷──前者為原住民文學的文字表現設下本質化的框架，後者忽略了排灣族說故事的虛構傳統。馬翊航除了簡介小說中的角色關係與故事情節，也指出其中一幕以排灣族語來解釋「女女朋友」值得深思──如此探討原住民文學對性別既定想像的作品，正是紀大偉老師所說的「有主體流動的聲音」。
描寫島國薩摩亞的《跨性夏威夷》非典型的性別氣質，形塑出和其他勞動角色的特殊關係；而源自於張惠妹的「姊妹」詞彙，被移到部落裡的非二元性別者（更多是有外顯的陰性氣質的生理男性）後形成了「阿嘟」（adju）這個詞──「『姊妹』跟『Gay』不一樣，有些受訪者覺得『Gay』指的是台北的、白浪（漢人）的、混夜店的。你很難去說『姊妹』等於陰柔氣質的男同志，『姊妹』有一套自己的社群支持系統和脈絡。」光是這個詞，就顯現出了當代社會出現複雜的、流動的狀況。
「非典型原住民」回到部落所衍生的問題，也出現在Apyang Imiq（程廷）的作品中。如何和社群產生更緊密的連結？在太魯閣族和泰雅族的文化裡，「打獵」和「織布」是嚴格劃分的領域──儘管現在已經出現許多「女獵人」或「男織者」。為了織布，Apyang做了現代化的協商與轉換，比如用「Excel」做織布的規劃，而這不免地形成了來自於身體感受的「矛盾感」。馬翊航說，如果我們將性別經濟與文化經濟交織起，其實可以觀察到所謂「織布」也並非如此傳統──「以前的長輩拿到傳教士捐贈的毛衣，會將毛衣拆成不一樣的線，再用傳統的織布機織成各自想要的物件──這是傳統還是現代？」協商與對話不只發生在性別領域，Apyang一直在提醒我們：這些文化的線條與脈絡，其實一直都在。
「當你意識到自己對男性有情慾的時候，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理解它？」對馬翊航來說，凝視超市穿著子彈內褲的外國人模特兒是一個：「對我來說，視覺的、我們可以接收到的平面媒介成為了一種『性的觸媒』，當然也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觸媒，裡面潛藏了很多我過去沒有理解到的『知識的陰影』。」以馬翊航自己的散文集《山地話／珊蒂化》為例，雙面書衣的「素淨」與「鮮豔」不一定相互對立，裡面也可能連結到情感的挫折經驗。
公眾與私人的「遭逢」
陪伴馬翊航童年的《漢聲小百科》傳遞出的知識訊息是非常「漢人中心」的，當他看著書中鏡子反射出「東方的臉」時，這些「五官的語彙」暗藏了許多疑惑。「當然，沒有誰比較美、誰比較不美的問題，但它照應出來的並不是我，當時我沒有理解到。當我在思考這些事情的記憶時，其實是許許多多的真真假假、許許多多的慾望。」除了臉孔，馬翊航對於書中敦化南路的想像和現實的差異也深有感觸。
在提問的環節，有同學問及詞彙與概念的「戲耍」，馬翊航分享自己和巴代老師有時會刻意互稱「山地人」，這是社群內部的玩笑話，面對社群外部則有其敏感性。「『山地話』跟『山地人』一樣，是不能再使用的詞；可是當我提到『山地話』的時候，我會把自己的召喚到一個『前原住民』的時代──原住民『正名』為原住民而不是山地人或山胞，是1994年的事情──我都12歲、當了12年的山地人了！」各種荒謬的「遭逢」在當代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不同於馬翊航將《漢聲小百科》作為私人記憶的探討，黃崇凱的《文藝春秋》將其視為冷戰帶來的產物，點出當中的許多知識體系其實是美蘇太空競賽下的藍圖。「文學作品裡面，『公眾』跟『私人』用什麼方式在身上『遭逢』，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都可以想一下的事情──你童年裡面，不管是情慾或愛情，在你心中點燃那一束火光的讀物是什麼，當你去思考的時候，你會有很有趣的發現。」
「為什麼我們需要文學敘事？回應的是我所遭逢到的『原狂』的變形，那也必須用文學或其他的方式回應和人和族語怎麼交融的事情。」對於馬翊航提到的「遭逢」一詞，除了意味著強烈的打開，可能也讓他們本身更脆弱，芳婷老師覺得這是個很勇敢的詞。講座的最後，話題也在「漢人學族語」、「交友軟體的經驗」、「女獵人與男織者」、「性別與原民交織出的困境」的討論中精彩地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