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陳萬益教授（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主持：張文薰（臺大臺文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2年02月24日（四）上午10:20-12:00
地點：臺大臺文所會議室
撰稿人：張皓棠（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龍瑛宗
傳記書寫
與
史料編纂
主講：陳萬益
主持：張文薰
解嚴後，台灣開始進行一連串對這塊土地的重探，一步步召喚那些因大時代變革而被埋沒的日治時期台籍作家。陳萬益老師正是此些運動的重要推手，這次演講即是講述在那猶如風沙漫漫的黃埔前期，談談這些被藏在倉庫、隱藏於世間的珍貴史料是如何被挖掘被擦亮，成為了現今研究日治時期文學的重要基礎。
此次講座並非嚴肅的學術討論，其更像是大前輩進行台灣文學研究的歷程記錄，一個個故事彼此串連，勾勒出歷史的輪廓。陳萬益老師的開場先自前幾日陳瑳瑳口述歷史的新書發表會談起。那是戰後初期，陳瑳瑳是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並來到了台大中文系任職，擔任吳守禮教授的助理。以此為引，陳萬益老師提到了其讀書時期系上的台灣籍教授，雖然陳老師對吳守禮不熟，然而另一位台灣籍教授黃得時卻是陳老師對台灣文學感興趣的起點，那時黃得時開授日本漢學研究，在下課時陳老師向黃得時請教台灣日治時期的文學，黃得時非常高興，甚至邀請陳老師到家中，介紹其書房，侃侃而談當年台灣文學的種種，並說：「日本時代台灣最好的三個小說家，那就是張文環、呂赫若與龍瑛宗。」儘管許多當時言談的記憶已隨時間消逝，但這句話深深烙印在陳老師的心中。
然而，1970年代的臺灣文學並不受重視，陳萬益老師回憶，當今做台灣研究的日本學者岡崎郁子還在台大中文讀書時，曾想找黃得時指導以研究台灣日治文學作品，然而彼時的系主任聽聞後卻說：「台灣哪裡有文學？」此種不解與阻礙促使了岡崎郁子只好改為研究中國哲學。而「台灣哪裡有文學？」也是當時大部分人的想法，雖然當時台大中文的台灣籍教授是有機會重補時代造成的裂縫，然而也因不明原因未有進展。直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本土意識在台灣社會覺醒，陳萬益老師自言這件事也讓他從「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中醒悟，才發現自己讀那麼多年台大中文，腦海中竟只有中國沒有台灣。
之後到了90年代，陳萬益老師開始參與張文環全集、龍瑛宗全集與呂赫若日記的出版。此時這批日治崛起的作家們已開始凋零，資料稀缺，陳老師注意到有個前輩作家的餐聚「益壯會」，由王昶雄召集，許多前輩老作家在此聚會中互相戲謔、聊天，許多聯繫方式都是在此聚會中牽線。而會編撰《龍瑛宗全集》的因緣際會，則是陳老師的指導學生許維育所進行的戰後龍瑛宗研究，在一日的訪談後，龍瑛宗的次子劉文甫向許維育表示想捐龍瑛宗的藏書與手稿到清華大學，陳萬益老師聽聞後改建議將文物捐到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現台灣文學館），並為《龍瑛宗全集》的編撰打下基礎，而此次的文物典藏也開了先例，讓後續的前輩作家知道可將藏書手稿捐到台文館，也幫助學者可以進行後續研究。
到演講的下半部，陳萬益老師開始介紹龍瑛宗的相關著作。先自陳萬益老師寫在王惠珍老師專書《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的序言談起，老師語帶笑意地認為他這篇序的真好，此篇是老師試圖解釋父執輩年代的文人，雖然這些作家們如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等走的路不太相同，但字裡行間卻透露了心靈上其實互有感通。老師隨後說起進行呂赫若研究的過程，那時是1990年代初，由於呂赫若的政治背景關係，討論呂赫若的作品仍有些忌諱，直到民眾日報副刊開始記錄前輩作家的故事，順利舉辦了第一場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討會「臺灣作家呂赫若作品研討會」。陳萬益老師說，這個研討會衍生出一樁美麗的誤會，現今有關呂赫若的介紹時經常會加一句「臺灣第一才子」，這句話的來源就是這場研討會中陳萬益老師無心提到的，而後又被主編記錄下來。實際上，陳萬益老師認為呂赫若的文學成就已經足夠閃亮了，不太需要在皇冠上再加一顆寶珠。
而後談及龍瑛宗，陳萬益老師認為龍瑛宗在前輩作家中是幸運的與聰明的，這歸功於龍瑛宗自身的保守、謹慎的態度，相信龍瑛宗必然知道左翼思想，但懂得沉默應付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而在陳萬益老師編撰龍瑛宗全集時，必然參考了許多已出版的選集與著作，老師在演講中將這些著作帶到現場，包含了鍾肇政、葉石濤出版的「臺灣光復前作家全集」，以及瘂弦任職聯合報副刊主編時與前輩作家們共遊紅毛城後，力邀前輩們繼續寫作並收錄成冊的《寶刀集》。而這些書目當中，老師最重視的是1985年龍瑛宗戰後第一本個人小說結集《午前的懸崖》，值得注意的點在於此書標題上方寫有「臺灣文學全集1」，老師娓娓道來，實際上這看似套書的設定最後僅有龍瑛宗這一本，這個構想來源於鐘肇政，然而計畫挫敗，負責出版的南田出版社很快就結束營運。直到1990年代後，鐘肇政遊說了前衛出版社，進行臺灣作家全集的出版，雖然也差點拖垮出版社，但有幸的是台灣文學彼時已逐漸體制化，才撐過了難關。
之後，陳萬益老師開始討論龍瑛宗的傳記與問題，老師憶起了戰前作家的第一本傳記《楊逵畫像》，尤其是第一章的標題〈一個老作家再臨文壇〉，這是大時代下的悲哀，只能以再臨的方式回到文壇，拖著年邁之軀。同樣的悲哀也是龍瑛宗的寫照，老師想起龍瑛宗的感嘆：「現代讀者已經不知道自己了」，這對於期望留名的作家而言是極大的不幸。而周芬伶的《龍瑛宗傳》其實有很多寫作上很難取捨的部分，這在於採訪對象即龍瑛宗的兩個兒子對於媽媽李耐的不同看法，使得自傳出版時引起不小的家庭糾紛，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自傳不同於學術研究，書寫上必然要在家庭上著墨，這也造成了周芬伶的為難。
到提問時間，主持人張文薰所長根據陳萬益老師的研究資料，特別了提及實體書的物質性，陳萬益老師也表示，這些紙本非常珍貴且重要，尤其在政治局勢不穩之際，作家對文字往往戒慎恐懼，這些修改的痕跡常能帶來研究上的重大發現。
最後，陳萬益老師感嘆說，進行台灣文學研究時自己覺得最大的困難在於自身的母語並非日文，很難切入那個日治時期的作品，老師也期許未來研究者能夠補足這份缺憾，撥開那段被層層沙土覆蓋的華麗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