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林以衡（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主持：黃美娥（臺大臺文所教授）
時間：2023年04月21日（五）下午15:20-17:2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劉晉綸（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日治時代的臺灣，處於現代文明到來的新與舊之間，與世界性思潮衝撞、流動之狀態中。換言之，臺灣已經進入了「世界」之中，而臺灣人也得以汲取島外之經驗，爲本地文學貫注新的生命、形成新的生態；此間，「小說」觀念究竟如何開展，不啻已經成為日治臺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而本所黃美娥教授對此關懷頗深，在《重層現代性鏡像》以及許多篇期刊論文中，曾針對「漢文通俗小說」中引入的世界想像、新／舊之探索，有過精彩的論述。本所111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的「臺灣古典文學史專題」課程，週次進度來到臺灣日治通俗小說，即邀請到了佛光中文系的林以衡教授蒞臨本所演講，題目為「小說觀念／觀念小說：觀念史研究法在日治臺灣漢語通俗小說中的思考」，企圖從「跳脫傳統」、「不再侷限於人物形象的研究」為主的研究方式，去從事臺灣漢語通俗小說的研究。以衡老師的研究脈絡不同於以往較關注「現代性的引入」，更多的反而是從「傳統性的集結」為出發點，帶出的思考面向便不同於以往的相關研究。本次演講內容十分精彩，不僅關注在其研究成果的呈現，有時也分享了自身在接觸到報刊研究時的心路歷程，比如在臺灣日治時期舊報刊尚未電子化之前，一頁一頁勤勤懇懇地翻閱的過程，「其實我要很感謝那時候沒有資料庫」，以衡老師說，雖然看微捲資料讓他散光加重，但是比起片面式地搜索關鍵字，一頁一頁地翻閱微捲，反而讓全豹得以更加清楚地暴露在眼前。
以衡老師首先以梁啟超在1902年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作楔，提出當時身為東亞之一環的臺灣，多多少少會受其影響，使得臺灣的知識份子對於小說作為新知啟蒙的媒介，是有所共感的。然而，張梗在1924年於《臺灣民報》發表的〈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雖顯現出了新知識份子對於通俗小說的誤解，卻也有更加「現代」的眼光，如其所提出的「小說改革六論」，希望小說從寫作的方法上去從事改變：獨創、寫作須含意、含意須深藏、排春秋筆法、倡科學態度、歷史與小說須分工。以衡老師引用考維爾蒂（John G. Cawelti）針對通俗小說程式化的論述來看，通俗小說其實可以視為「集體的成品」，而其中的「因襲」與「創新」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能：因襲提供的是眾所周知的形象與意義，他們維護的是價值的連續性，而創新貢獻給我們的則是我們先前未曾認識到的新的觀念或意義。換言之，通俗小說中的「程式化」既可以是危機，也可以是轉機。而張梗雖然對通俗小說一成不變的模式感到厭煩，卻不完全是鄙視通俗小說，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文中，可以看見他對《儒林外史》的推崇。談到了日治時期知識份子對於「小說」觀念的探討，則不可繞過李逸濤1907年發表的《小說蒭言》，不僅能自身的主觀喜好出發所提出的「讀小說之六勝」：勝於觀劇、觀戰、讀史、讀書、遠遊、坐對佳人——的確是從個人閱讀經驗切入所談，也已經關注到小說在西方「引發革命」的現象，並且認知到小說作為「革命先鋒」的能耐，更有趣的，是小說中不免出現與他的認知下可能與現代社會之形成與規範產生衝突的觀念，如「任俠」、「武士道」，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延伸出的更多觀念如「維新」、「復仇」、「忠孝」等……。探索諸般觀念在日治臺灣這樣一個跨語際、跨文化的關鍵時代，以衡老師介紹了鄭文惠在《東亞觀念史集刊・發刊詞》與沈國威〈近代關鍵詞與近代觀念〉中對「觀念史」研究中方法論的說明，主要即是關注到「新名詞」到「關鍵詞」之規範化新語彙的創生、演繹、變遷、定型之規範化歷程，以及社會化的附著、沉積效應中，「關鍵詞」如何漸而內化為社會意識、理念型概念或某種感覺結構。
由是，「觀念」二字引發出的思辨性，在本次的演講中又一次豹變，以衡老師乘著這樣的思辨歷程，再度叩問小說中的「觀念」，究竟能夠開診出什麼樣的意義，首先是「革命」（revolution），當革命成為20世紀初的風尚時，我們首先可以去關注臺、中二地的跨域交流，包括李逸濤與章太炎、陳少白等人的互動等等。又好比在李逸濤小說〈雙鳳朝陽〉、〈俠鴛鴦〉中對光復會人物的推崇，以及對其他革命會黨的貶抑，從這樣的現象中就可以發現到其實李逸濤受到章太炎的影響比較深。深入探討李逸濤的「革命」觀，則可以發現「夫革命之主義亦有二，一則欲改革社會，促政府之立憲，一則欲推倒舊政府，别立新政府以代之。」故在小說〈革命奇緣〉、〈兒女英雄〉、〈義俠傳〉等，皆有「革命」的主題和元素，總言之，當我們深入探討李逸濤對「革命」的態度，就可以發現到其中其實隱含著某種矛盾：擁有非常強烈的中心觀漢族中心觀，卻又希望向日本维新學習，更有趣的是，在李逸濤〈亡國志士〉中，竟也提到了「越南革命」的問題。
而除了「革命」作為關鍵詞外，「維新」也在當時成為一個流行的口號，不過透過1907年12月18日《臺日報》上一篇題為〈落葉繽紛〉的文章來看，可以發現諸般的「口號」、「新名詞」其實在各種不同的知識分子與言論脈絡下，竟有多種的表述方式，其中：迎／拒、雅／俗、莊重／戲謔等多重並置的關係在此形成了殖民語境下精彩紛呈的認知歷程。此外，以衡老師也談到另外一位具有記者身份的日治臺灣文人謝雪漁的〈三世英雄傳〉，是以日本幕末到維新時期為背景的長篇通俗小說。謝雪漁透過小說，參考、融入各個相關歷史事件，表達他對日本明治維新的想像與肯定。藉由小說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供臺灣讀者閱讀，諸如尊王攘夷、留學西洋乃至於文明進步等觀念，都由小說傳達給同時期的臺灣讀者知曉，其用意在希望臺灣能倣效日本，或期待臺灣能在日本統治下，走向維新之路。然而，正由於崇尚日本維新後的成果，小說中不時地討論國族血緣與東西文化對立、調和等問題，亦讓小說充滿濃厚的殖民性，使臺灣讀者一邊認識日本維新的內容時，也掉入殖民認同的陷井中，以衡老師提醒我們，透過漢文通俗小說加以研讀理解，或許能夠更加認識到臺灣知識分子在「新名詞」、「現代性」的引介中也可能參與殖民協力的部分。故在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如何承繼「中國」的脈絡時，也會發現從「東洋」輸入的觀念，有其交匯、交融的可能性，如從李逸濤的小說觀與實際創作為例，諸多篇小說皆在鼓吹「尚俠」風氣，並能與晚清尚俠風相結合，形成其革命觀；又或是日本的「忠君」觀，如何與中國的「忠孝」、「五倫」日本來的「武士道」、「復仇」，我們又該如何探究，並思考其與晚清尚俠風氣在殖民地臺灣的交匯？從梁啟超、章太炎以至今人之研究來看，可見尚俠觀與武士道間確有部份重疊之處，那麼，當日治臺灣大量引入日本劍客小說時，其被譯介、學習、接受等問題，就成了觀念史研究法切人的重點對象。依此，以衡老師也談到了這樣的研究方式，或可朝向「臺灣儒學」、「東亞觀念史」、「臺灣思想史」等研究領域去對話、延伸。
以衡老師貫徹上述的問題意識，在本次演講的過程中也穿插介紹了謝雪漁〈陣中奇緣〉中的「武士道」、「和魂」，以及魏清德翻譯的〈寶藏院名鎗〉中如何強調日本國的「尚武」特點，或其他曾當載於《臺灣日日新報》、《風月報》的漢文通俗小說⋯⋯。透過漢文通俗小說的再探，我們得以重新反思日治台灣在經歷的中國／日本、傳統／現代交匯、交織的世變下，如何在各種「小說」、各種「觀念」中巨大的文化結構、知識結構、殖民政治結構的糅雜（hybridity）中，從事實踐、省思與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