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之說,這個小故事其實可以帶來三個啟示:一是1944年,台灣浸潤日本現代性已歷有時日,然而當鄧南光拿起相機對向家鄉親友,面對的卻是非常前現代的思維。在此,可以看見現代性與前現代思維的犬牙交錯。第二是台灣人接受現代性的層次,陳芳明老師曾提及台灣人接受現代性時往往與殖民性、日本性混為一談,然而有一派人則認為,日本不過是文化的殖民地,台灣人資質不比日本人差,理應可以直接與世界文明接軌,而鄧南光的回答正不經意地透露出此種思維。最後一個啟示則是攝影的現代性眼光,相機的成像原理有別於肉眼,作為攝影家,需要在腦中轉譯色彩、光圈、快門、廣角鏡、觀看視角等等多重搭配的變化,而透過攝影拍攝地理風貌作為軍事訊息,或是拍攝當地人種作為人類學研究素材,攝影也因此蘊含著帝國之眼。於是,當鄧南光拿著相機面對北埔的老先生,兩者所產生的碰撞相當具有衝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