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張亦絢（知名作家）
主持：鄭芳婷（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2年05月03日（二）下午13:30-15:30
地點：臺大國青大樓322教室（同步線上舉行）
撰稿人：劉晉綸（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主講：張亦絢
主持：鄭芳婷
臺大臺文所
322教室
“Avez-vous vu le moine qui montre ses seins dans la basilique de Vézelay ?”
（你曾在韋茲萊鎮的大教堂，見過袒露酥胸的修士嗎？）
頂著可愛蓬蓬頭的酷兒作家張亦絢，以一幅聖像攝影圖作為開場，愜意親切的語調投擲問句，召喚線上會議軟體Webex裡可見的100多雙眼睛，異地同時、作伙端詳，那螢幕裡三位張著口，晤談甚歡的修士們。在思辨的氛圍中，一個屬於酷兒的午間，於焉敲展……。
在哪裡遇見「同」溫層？
「他們是在講祕密嗎？嘴巴張得很開欸。」
「瑪莉亞、包柏頭、耶穌。」
「中間的人把衣服拉開了。」
Webex聊天室中，大家七嘴八舌地圍繞這幅圖紛紛臆想。而這幅三位修士交頭接耳的聖像攝影圖，拍攝自法國寧靜的小鎮韋茲萊（Vézelay）。中間那位以兩手拉開雙襟，展示他／她雙乳之間深壑的修士，正是三世紀的羅馬帝國時期受到宗教迫害的「羅馬的尤金」（Eugénie de Rome）。「然而我們不需要特別從宗教史或藝術史去談」，張亦絢說。由於本次的主題聚焦在「酷兒社群想像」，與「空間性」有關的臆度，太易使人浮想迭翻，在演講一開始，張亦絢便有意提醒我們，注意酷兒社群的「時間性」。她強調，「跨性別」的意涵，或許早就被韋茲萊大教堂（La Basilique de Vézelay）的浮雕設計者給想像出來了。當是時，文藝復興尚未來到，「神性」猶且凌駕「人性」，但是酷兒的形象卻早已可見（visible），甚至可辨（recognizable）。
接下來，張亦絢也分享了李美彌導演的電影《未婚媽媽》，她相見恨晚於自己為何不是在該電影上映的年代——八〇年代（也正是她青春熾盛，探尋自我認同的年紀）接觸到這部片，反而是和芳婷老師一樣，是在多年後，那個早已熟稔酷兒議題的年紀才「發現」到，原來好多的經典作品早已誕生。由此，張亦絢呼籲我們「參與」酷兒社群的重要性。也分享了由亞維儂藝術節藝術總監兼劇場導演Olivier Py自導自演，以”Cabaret”小酒館的歌舞形式搬演的《小刀小姐深情酒館》，老師指出，其中透過「聲音」與「扮裝」展現出的另類酷兒性，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另一個面向。
他／她要出來嗎？還是要進去呢？
如何踏入酷兒社群？又如何挺身而出？有次在某場合，張亦絢聽到年輕的男同志小說家批評某同志題材的小說「完全是在搬演直男的生活和感情模式」。有關這段評論，張亦絢同意「可能會讓人感到沒有同志性」、「彷彿沒有走入酷兒」的部分，但對其中太過本質化（essentialized）的觀點存疑，何也？由是，張亦絢分享了另外一種可能「進去」的模式：
2021年8-10月間，在舉辦於moom bookshop攝影專門書店中的「前我我後：桑島智輝攝影展」中，留言分享簿的其中一頁如是寫道：「如果我有女朋友／我也要記錄我們，一切／by the way 我是女森」。那不僅是一場連張亦絢自己都戲稱「會暫時把酷兒雷達關掉」的攝影展，還是在一間同志元素不凸顯、不搶眼的一間攝影專門書店。然而，這位明顯具有女同志身分的留言者，竟可透過自體具身的（embodied）酷兒性想像，代換其中的異性戀話語（heterosexual discourse）。於此，該展覽呈現出來的異性戀圖像，雖然同樣地「完全是在搬演直男的生活和感情模式」，但那白底黑線扉頁兩三行，所留下的稚嫩鉛筆字，卻在無形之中，創生出酷兒本色的異質空間，令人驚異且翫味。「我們對於酷兒社群的想像，是否一定要有定論，或者『眼見為憑』呢？」張亦絢說。
順著這樣的思考，張亦絢也特別指出，酷兒展演性（performitivity）「如何出來」的問題。她提醒我們注意上述的留言中，「by the way 我是女森」這一句，喻其為「一個小小的手勢」，也分享了4月底新出版的，由楊佳嫻主編的《刺與浪：跨世代台灣同志散文讀本》與新生代小說家何玟珒的《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張亦絢指出後者的民間性元素，認為「同志」掛勾其他的題材，或是「把酷兒藏在日常中」，都是「很有必要」，而且「相當深刻」的。
酷兒社群想像的誕生
張亦絢援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過去與未來之間》當中「『世界感』的出現必定是伴隨著文化才可能，反之亦然」。換言之，沒有文化，就無所謂「世界感」（sense of world），二者必定是成對出現，相輔相成。然而，張亦絢想在這邊提出的是某種「無世界／無文化」感。在此，她諧稱自己是「上一個年代的女同志」，也和我們分享了她所曾經歷到的，對於同志或酷兒這兩種身分的「無世界／無文化」感。易言之，在她的「年少時代」雖然曾經意識到自己已經可以從異性戀的制度中游移出去，但是「不知道有同志或酷兒這些名詞」，這種狀態構成了某種「無鄉的」（homeless）的放逐感。這樣的放逐感造成的可怖是，所謂「世界／文化」的存在本身，其實是給予個人生命一種參照的可能。換言之，生命是短暫的，而「世界／文化」是遠大宏闊的。然而失去了對自身所處之「世界／文化」的感受，不單單僅是得到某種「挫折感」而已。
然而，究竟什麼又是所謂的同志「世界／文化」呢？張亦絢曾經問巴黎同志影展的負責人一個問題：「你認為同志影展在同志文化或酷兒文化扮演什麼角色？」卻遭其反詰：「你覺得真的有『同志文化』這種東西存在嗎？同志文化究竟意味著什麼？」這樣的回答，暴露出了某種害怕「自我孤離」（self-isolation）的焦慮。然而這樣的思考不僅是值得焦慮的，卻也是攸關某種「文化策略性」，亦即，一個社群不能只是無止盡地排他。於是張亦絢在本周的題目「酷兒社群想像」後邊加上了一個副標題——「在所有世界／文化中」。於是張亦絢想像「社群」為一個「集散地」，並且想像在社群「集中」之後，還要能夠「發散」。
張亦絢提到自己在20歲出頭時，由於當時台灣的「社群未建構」，「也沒有辦法上網」，當年的她「即使花了一點力氣去讀美國的同志史，但是他們（美國同志）都講英文」，這使她早年在創作〈家族之始〉、〈幸福鬼屋〉時，是「完全沒有社群想像」的。這段分享不僅帶出了社群必須具備「同時同地」的特性，也凸顯出台灣的酷兒／同志社群較晚成立的事實。而在張亦絢創作〈家族之始〉、〈幸福鬼屋〉時，對於普世「世界／文化」的想像是，如果她要進入普世「世界／文化」，她就必須要放棄同志文化，或者同性的感情。於是可以想像在90年代的台灣，普世的社群與文化對於酷兒／同志社群是具排他性的。承上，張亦絢因是指出了「一種文化排斥另一種文化」的弊端。
張亦絢接下來和我們分享了她1998年2月20日發表在《台灣時報》上的文章《孤單、反叛、愛——談女同性戀小說〈女族〉》，也在線上為我們朗讀了其中一段：「只有彼此相愛的族群，才有能力成為一個附庸性的政治實體，才能拒絕依賴更強大的政治體以愛的輸入輸出作為操縱己方、撫慰己方的來源，也只有相愛的族群，才能不受勒索的發展自己的歷史文化。但截至目前為止，對於女人，這仍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如果我們試圖持續找出為反叛者而非為宰制者生產的愛，並以此愛持續反抗壓迫者對我們的搶奪與懲罰、並以此來愛更多、更年輕的反叛者，一個更美麗、更相愛的未來，我想，並非毫不可期的。」針對這段文字，張亦絢以非洲殖民史當中「究竟要策略性運用，或是斬斷殖民文化」的問題來做對照。以此也質疑了自己當年「太過理想化」的言論。不過張亦絢和我們分享的這則刊登記錄，無疑是一邊在向我們訴說，也一邊為自己追憶當年那個酷兒／同志社群猶是一片荒煙蔓草的年代，她的想像也曾經宏大而壯麗過。
酷兒社群的分類方法論
「從過去女人爭取投票的歷史，我想到的是『分類』的問題。」張亦絢用非常冷靜的語氣說著「分類」的問題，「分類」不僅讓女性到很晚才具有投票權，也是造成種族屠殺的原因之一。然而在警覺著人類之間彼此分類帶來的「弊」之後，張亦絢亦云：「分類也很重要，差異性是必要的。」那麼，究竟要分類還是不分類呢？順是，張亦絢對於分類，提出了幾種歸納的準則：「有／無意義的」、「有／無價值的」、「趣味／無趣的」、「有（造成傷）害／無害的」。
那麼，攸關性別，什麼樣的分類是合宜的？張亦絢提供我們不同的框架去談論性別：「解剖學（視覺）性別」、「志願性別」、「慾望性別」、「從事（組隊）性別」。其中，「從事（組隊）性別」的提出需要解釋，認為「從事」的性別重視選擇，亦重視內容或思考方式。例如：從事「平權」性別、從事「獨裁」性別。最後，也提出帶有酷兒概念的術語：「拼貼」。讓性別的語言趨向繁複、多元，也使得性別的發聲腔調眾聲喧嘩。
傷痕書寫與酷兒社群想像
2022.0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