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孫松榮（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主持：謝欣芩（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6年04月29日（二）下午15:00-17:00
地點：臺大人文館530教室
撰稿人：呂佳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次演講邀請孫松榮老師，以「離心之後：想像台灣紀錄片及其擴延」為題，分享其近年對臺灣紀錄片與當代影像文化的思考，欣芩老師於開場先介紹孫老師的學術背景與研究成果，並表示十分榮幸邀請其蒞臨分享。孫老師長期耕耘臺灣電影與影像研究，兼具研究者、策展人與評論人等多重身分，著作與策展成果豐碩，像是先前課程指定閱讀孫老師的《未來的光陰：給臺灣新電影四十年的備忘錄》，書中提供了重新理解臺灣電影史發展脈絡的重要視角，或是孫老師曾策劃的《一一重構：楊德昌》（2023）、《行者十步》（2025）等展覽，結合了電影研究、策展實踐與文化評論，並持續拓展臺灣電影研究與影像文化的論述疆界。孫老師甫出版的新書《臺灣影形力》（2026），則是透過多元的研究方法重新梳理臺灣當代影像創作，藉由不同藝術家及其作品，探討那些難以被既有類型、媒介或學科框架歸類的影像實踐，進一步思考其所開展的美學與政治可能性。
一、何謂「離心之後」？
演講一開始，孫松榮老師表示本次分享將以《臺灣影形力》的整體架構及第一部分為主，說明本書的寫作脈絡與思考起點，並解釋全書何以採取如此的組織方式。談及講題「離心之後」，孫老師指出，「離心」意指離開臺灣紀錄片過去所形成的論述中心，重新檢視既有的理解框架。所謂的「中心」，是指過去三十餘年間，由李道明、王慰慈、郭力昕、邱貴芬等重要學者逐步建構出的臺灣紀錄片論述範式，其主要以葛里遜（John Grierson）所倡議的紀錄片社會功能論為基礎，強調底層關懷、人道主義及社會介入等核心價值。孫老師認為，當代臺灣紀錄片的發展早已超越此一框架，因此「離心」並非否定既有研究成果，而是試圖從既有論述出發，重新思考那些在紀錄片、錄像藝術與實驗電影之間難以被既有類型所歸類的影像實踐，進而開展新的觀看視角與思考路徑。至於副標題「想像臺灣紀錄片及其擴延」，「擴延」將是本次演講的重要關鍵概念，稍後也將以張照堂的作品作為切入點，說明臺灣紀錄片如何突破既有媒介與類型的界限，並在當代影像文化中持續延展其美學與實踐的可能性。
二、《臺灣影形力》的寫作歷程與「影形力」概念
談及《臺灣影形力》的寫作歷程，孫老師表示，本書於2026年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但實際醞釀與書寫的時間相當漫長，也反映了自身研究方法的轉變。他回憶早期在巴黎接受電影研究訓練時，主要扎根於傳統電影研究與文本分析，研究工作多半圍繞著電影文本本身。但回到臺灣任教與研究後，學術視野逐漸產生轉化，在參與《藝術觀點》雜誌的評論與採訪工作後，需開始頻繁進入藝術創作的「現場」，無論是藝術家的工作室，或是布展的空間，都讓他重新思考影像研究的方法。他形容，這樣的經驗與過去待在房間裡閱讀、寫論文的研究狀態截然不同，也使他的研究開始從文本分析轉向關注影像生產的現場及其跨領域實踐。
在長期接觸當代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孫老師逐漸意識到，許多影像作品其實難以被既有的學科框架定位。例如張照堂、陳界仁等創作者，其作品既無法完全納入傳統電影史，也難以單純歸類於美術史或錄像藝術等範疇。因此，他提出「影形力」的概念，作為重新理解這類影像實踐的方法。「影形力」源自法文“ Ciné-plasticité”，這一概念可追溯至1920年代的電影理論，主張電影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藝術，在於其具有獨特的造形能力。到了1980年代以後，隨著電影研究、當代藝術、美術史、哲學等領域展開更多對話，「電影造形」也獲得新的美學詮釋。孫老師指出，他所關注的是一種介於不同媒介之間的「中間狀態」，亦即許多並非電影科班出身的創作者，如何運用慢動作、停格、影像修辭等電影語言，創造出一種難以被既有媒介分類所界定的視覺力量，而這種游移於不同媒介之間、由影像形式所生成的力量，正是他所稱的「影形力」定義之一。
三、方法論：「橫斷藝術史」
「臺灣影形力」的生成，並非僅以電影史作為分析框架，而是試圖透過不同媒介、藝術形式與歷史時空等向度的交會，重新理解當代臺灣影像藝術創作。孫老師進一步說明，本書的方法論帶有「蒙太奇式」的思考方式，透過不同時代、媒介與文本之間的嫁接與拼接，建立新的觀看關係。而這種跨越既有界線的思考，也形成了「橫斷性」。他分享自己在日本散步時曾看見「橫斷禁止」的交通標誌，因而受到啟發，進一步提出「橫斷藝術史」的想法。所謂「橫斷」，首先是對傳統藝術史書寫方式的反思：不再沿循以西方為中心的「垂直式」藝術史，也不只是將不同區域並置比較的「水平式」藝術史，而是嘗試從下而上、橫向穿越不同媒介、區域、歷史時空與知識領域等，打破既有的二元分類。這種方法也使他關注那些在藝術史書寫過程中被遺漏、分散或難以歸類的影像實踐，如同足球比賽中的「傷停補時」（stoppage time），將原本被忽略的片段重新找回，並透過蒙太奇式的嫁接，將不同年代的電影實驗、錄像藝術乃至當代數位影像重新連結，進而建立另一種臺灣動態影像的系譜。在此脈絡下，「藝術家電影」（artists’ cinema）成為重要的討論對象——許多藝術家雖非電影科班出身，卻以自身對動態影像的主觀理解進行創作，使影像游移於電影、錄像與當代藝術之間，也因此構成「臺灣影形力」所欲捕捉的跨域影像藝術實踐。
四、藝術家案例與紀錄片的擴延
孫老師進一步以不同世代的藝術家及其作品為例，說明動態影像如何突破紀錄片既有的類型與媒介界線，進而使紀錄片這一概念「擴延」。其中，張照堂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討論起點。從1970年代的《剎那間的容顏》到《王船祭典》，張照堂將攝影的靜止感帶入動態影像，使影像在觀看時間與身體感知之間產生特殊的張力。孫老師特別談及作品中的「無頭人」意象，指出無頭並非單純象徵思想的缺席，反而可以被理解為身體在戒嚴時期所展現出的能動性，以及對既有身體規訓與觀看秩序的突破。在陳界仁的作品中，這種「擴延」則進一步涉及歷史、政治與藝術形式之間的交會，例如《殘響世界》不只是對樂生療養院及其歷史的紀錄，而是透過影像重新召喚國家暴力與東亞歷史的記憶，形成具有「橫斷性」的歷史批判。作品將歷史文件與影像材料重新轉化為藝術形式，如將《蔣渭水大葬儀》（1931）等歷史影像置入新的觀看脈絡，使原本屬於歷史檔案的材料產生新的政治感知與批判力量。影像不再只是保存或再現歷史的媒介，而能透過形式上的轉化，重新介入歷史的書寫與記憶。
到了新世代創作者，影像的「擴延」更進一步涉及數位技術與新媒介。孫老師以黃亞歷的《日曜日式散步者》、許哲瑜的《事件現場製造》、蘇育賢的《公園》等作品為例，指出創作者透過數位繪圖、3D掃描等技術，使影像不再只是對「真實」的直接再現，而是透過技術介入，增加我們理解與建構真實的複雜度。這些作品所處理的，不只是「如何記錄」，更是「如何在影像中重新製造、想像與理解真實」。在此脈絡下，孫老師也特別強調影像的「物質性」及其與技術、記憶之間的關係。從16釐米膠卷、8釐米家庭電影所帶有的「業餘感」，到今日以數位為基礎的影像生產，不同媒介的物質條件本身便會影響影像的生成方式與觀看經驗。高重黎等藝術家的創作，便經常將「機器」與「影像生產」本身納入作品，使影像不再只是承載內容的媒介，而成為需要被觀看、被思考的物質對象。
藝術家運用數位科技重新處理歷史，並不只是為了追求新的視覺形式，也是在回應那些被主流歷史遺忘、壓抑或未能留下完整記錄的記憶，而媒介技術的變化也持續改變我們保存、想像與重新召回歷史的方式，使紀錄片的概念在跨媒介的影像實踐中不斷向外擴延。
五、離心與擴延：重新思考臺灣紀錄片邊界
演講尾聲，欣芩老師回應孫老師所提出的「橫斷藝術史」，認為這樣的思考方式提供了同學一個重要的啟示：面對難以被既有類型與媒介定義的作品時，不必急於將其納入固定的框架之中，而可以從作品之間的連結與差異出發，重新思考紀錄片的可能性。對此，孫老師也指出，「紀錄片」（Documentary）一詞自1930年代以來，其語意與指涉便持續發生變化，延伸至報導攝影、法律採證等不同實踐。在討論中，有同學進一步提問「橫斷性」與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性為何。孫老師強調，歷史脈絡固然重要，但在重新串連臺灣錄像藝術與影像創作時，也必須自覺注意不同作品所處的歷史時空、生成條件與文化脈絡之間的差異，而非將作品簡單並置，重要的是在差異與交錯之中建立彼此的連結。「橫斷」並不意味著抹除歷史差異，而是在保留差異的前提下，尋找作品之間可能形成的關係，並由此開啟新的理解與觀看方式。
此外，孫老師認為，研究的意義不只是替既有作品尋找分類，更在於透過「概念」與新的論述方式，讓原本未被看見的對象浮現，進而使其成為可以被討論、被提問的問題。這也正是「離心」與「擴延」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離開既有中心，不代表拋棄歷史，而是透過新的連結與概念，使原本游移於電影、錄像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的創作獲得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演講最後，欣芩老師回到講題「離心之後」，指出當我們面對那些「無法被定義」的作品時，「紀錄片」這個詞本身其實也處於不斷浮動的狀態，紀錄片早已不再只是單一類型或固定媒介，而是一個持續被重新定義的開放概念。對於創作者與研究者而言，這樣的「離心」是為一種重新尋找影像之間連結的方法；，而「擴延」概念則是在不斷跨越媒介與學科邊界的過程中，讓臺灣紀錄片及其相關影像實踐持續生成新的美學與政治可能。
＊孫老師後續提供了《蔣渭水大葬儀》（1931）的修復版《故蔣渭水先生葬儀實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09Axe6-1x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