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洪國鈞（美國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系副教授）
主持：張文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5年12月15日（一）上午12:30-14:00
地點：臺大人文館532教室
撰稿人：呂佳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場講座邀請到洪國鈞老師到臺文所上和大家分享其逐步成為臺灣電影研究者的學術歷程。國鈞老師原就讀於外文系，早期的學術養成與創作實踐多圍繞文學與戲劇展開，但其對電影的感知與熱情，則可追溯至童年時期與父親一同觀影的經驗。國鈞老師分享，自己於1993年服完兵役後赴美留學，開始正式接觸電影研究的學術體系，但在英語學術語境中談論「臺灣電影」，往往面臨一種結構性的侷限，因國際間對臺灣電影的認識，多半停留在「臺灣新電影」這一歷史節點，聚焦於1980年代的侯孝賢、楊德昌等作者。這樣的理解雖具代表性，卻也在無形中將臺灣電影過度簡化、定型。正是在這樣的落差之中開始反思，若要在英語世界中進行「臺灣電影研究」，究竟該如何定義其研究對象與問題意識？「電影」、「研究」、「臺灣」三個看似清楚的概念，實則都處於流動與不穩定之中。也正是在這樣的反思過程中發現到，「臺灣」往往是在既有的「電影」與「研究」框架之後才被納入思考，從而引發進一步的追問，為什麼要做「臺灣電影研究」？
國鈞老師回到一個更根本的提問：「電影究竟是什麼？」，在場同學們紛紛回答：電影是文本、明星系統、物質載體（如底片）、放映空間（電影院），也可以延伸至周邊商品與文化消費。電影並非單一對象，而是一整組關於觀看、感知與意義生產的實踐。因此，研究者所關心的焦點不同，所採取的方法、問題意識與研究路徑也會隨之改變，「電影」從來不是一個既定不變的對象，而是一個可以被不斷重新界定的集合體。國鈞老師認為關於「電影」一詞，就可以有一百種不同的說法，也就意味著有一百種不同的研究可能。在這樣的理解下，老師強調，若要成為一名電影研究者，首先並非急於建立理論體系，而是培養一種與電影建立關係的熱情與敏感度。也正是在這樣的回望中，「臺灣」再次浮現為一個關鍵卻不穩定的問題，國鈞老師離開臺灣後，才更深刻地意識到，「臺灣」本身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是一個必須被不斷追問的對象，究竟「臺灣」是什麼？
長時間的研究經驗使國鈞老師意識到一種「雙重負擔」：一方面要回應「電影」作為學科的理論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須處理「臺灣」作為研究對象的定位問題。對國際學界而言，「臺灣」並非既定的知識分類，因此在討論「臺灣電影」之前，往往必須先說明「臺灣是什麼」。國鈞老師鼓勵學生不要將「臺灣電影研究」理解為單一學科的封閉領域，而應將其視為一個跨學科的交會場域，無論是法律、精神分析、性別研究，或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都能與電影形成對話，為影像開啟更多層次的意義與解讀可能。透過這樣的跨域思考，電影不僅是研究對象，更成為連結不同知識系統、重新思考臺灣位置的重要方法。
在談及自身研究歷程時，洪國鈞老師回溯到他最早的研究起點，是對亞里斯多德「視覺（vision）」概念的興趣，進而將純粹的西方理論研究，放回臺灣電影研究，形成一條獨特的「臺灣電影研究」路徑。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國鈞老師也逐漸意識到真正影響研究方向的並非「是否研究臺灣」，而是研究者如何定位理論與材料之間的關係。當時指導他的教授並不熟悉臺灣電影，卻對電影理論與紀錄片研究極為嫻熟，這樣的學術環境反而使他不必被「臺灣」作為研究對象所框限，而能更自由地在理論與文本之間展開思考。因此，他並未將「臺灣電影」視為一個必須被界定的對象，而是避免將其物化為一個固定的研究範疇，這樣的取徑使老師能在研究中同時處理不同脈絡的電影現象，例如將1980年代的臺灣新電影，與1930年代的上海電影並置比較，而不受限於國族或地域的預設框架。正是這種不以「臺灣電影」為唯一中心的研究姿態，反而使臺灣電影得以被更有效地看見。
以杜克大學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為例，不預設研究對象的範圍，廣泛吸收理論資源，進而建立自身的得獨到的問題意識，透過不斷閱讀、思考與比較，逐步形塑自己的研究方向與方法論。國鈞老師認為成為一名「臺灣電影研究者」並不意味著被固定在某種身分或立場之中，關鍵在於如何處理「臺灣」這個概念本身，在不同語境中，它意味著什麼？又如何被不斷重新界定？他指出，相較於「中國」這個在國際學界已被高度制度化、較少被追問其存在意義的對象，「臺灣」反而始終處於一個需要被說明、被辯證的位置。而正是在這種持續被提問的狀態中，「臺灣電影研究」才顯現出其獨特的理論潛能，「臺灣電影研究」是一個持續生成的場域。它既涉及電影美學、歷史書寫，也牽動政治、文化與知識生產的問題，其活力正來自於不同理論、不同學科、不同位置之間的交會與張力。也正是在這種開放而未完成的狀態中，「臺灣電影研究」得以保持其流動性與批判性，成為一個始終在生成中的研究實踐。
國鈞老師也邀請同學分享為何會想成為一名「臺灣電影研究者」。有同學回應，自己首先浮現的其實不是「為何要成為」，而是「為何不成為」，這樣的反向思考與提問，也讓老師聯想到，這樣的遲疑本身，正好觸及了「臺灣電影研究」長期以來所面對的一個核心困境：如何在各種既有分類與權力結構之中，為自身找到位置。像是，如何避免被簡化為「中國台灣」的附屬分類，但在這樣的處境中反而看見一種可能性：這種「不被完全收編」的狀態，並非全然的劣勢，而可能成為一種方法論上的優勢。因為沒有被穩定地歸類，也就意味著研究者可以自行界定問題意識與理論位置，而不必完全服從於既有的學科框架。
國鈞老師也指出，「不被收編」並不等於拒斥或對抗，而是一種更細緻的姿態。在理解既有理論與知識體系的前提下，意識到其限制，並嘗試在這之中發聲，進而使「電影研究」展現出其高度的包容性。而當研究者撰寫論文要「立言」時，也要去理解自己為何會產生抗拒的反應？正是在對這些「不願意」與「不舒服」的反思之中，研究者逐漸形塑出自己的位置，也為「臺灣電影研究」開啟新的可能性。
欣芩老師也回應本場講座的主題「becoming」，指出「becoming」是會隨著生命不同階段而不斷變化的過程，而對於「臺灣電影研究」的理解亦是如此，並不存在一個固定、終極的定義。國鈞老師也隨之提醒，甚至在某些時刻，需要經歷的是一種「unbecoming」的狀態，放下既有的理解、拆解已熟悉的知識框架，才能為新的學習與思考騰出空間，這過程也是很辛苦的。
也有同學提問到：當「什麼都學」、「不被收編」成為一種狀態時，沒有明確的歸屬、沒有可依循的路徑，研究者究竟該如何安放自身的位置？面對這樣的提問，國鈞老師回應道，成為一名研究者，確實不只是承擔壓力，而是一種同時包含彈性與張力的狀態，他形容自己是「可剛可柔、亦正亦斜」，並非單一路徑的實踐者。也分享在其學術生涯中，能夠持續前行，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遇見許多同行的夥伴與支持者，彼此之間形成了某種共同思考、彼此支撐的關係。即便在學術體系中，臺灣電影研究往往被外部視角「區域化」、被標記為某種特定的研究對象，但在實際的學術交流中，這樣的標籤並非絕對，也不必然構成限制。並補充自己對臺灣電影的情感與理解，並非始於「臺灣新電影」的這一節點，而是更早的回溯至尚未被清楚命名的歷史脈絡之中，例如日治時期的影像實踐，或那些尚未被納入主流敘事的「沒有國族的國族電影」。正是在這些邊緣、模糊與未被典範化的歷史縫隙裡，得以重新思考何謂「臺灣電影」，也為自身的研究開闢出一條不必完全依附既有分類的路徑。
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中，話題也進一步轉向對「歷史」與「再現」的反思，國鈞老師認為，歷史總是關於「現在」。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往往取決於當下所處的位置與關切的問題，而「電影」作為再現的形式，並不等同於現實本身，而是對現實的選擇、重構與詮釋。進一步談到紀錄片並非單純地「再現真實」，而是「一種對現實的創意性處理」（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每一部紀錄片，都在回應特定的歷史條件與觀看位置，「每一部電影都是一種虛構（every film is fiction）」，重點不在於真假之辨，而在於它如何建構意義、如何回應其所處的語境。也正因如此，理解紀錄片史的轉變，等同於理解不同時代如何觀看自身、如何書寫自身。研究者所面對的，不只是影像如何呈現臺灣，而是這些影像如何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生成、流通，並形塑我們對臺灣的想像。國鈞老師也特別指出，所謂「經典」的建立，同時也是一種排除的過程，什麼被納入、什麼被忽略，背後都涉及權力運作。因此，問題不只是「哪些作品代表臺灣」，而是我們為何以這些方式理解「臺灣」？又有哪些可能性因此被遮蔽？
歷史並非靜態的過去，而是一種不斷被當下重新啟動的實踐。老師強調，他對學生唯一的要求便是：「你必須在那裡（you have to be there）」，歷史的意義並非來自抽象概念，而是來自具體的感知與經驗。因此，若將文化固定為某種永恆不變的樣貌，反而是一種暴力，文化應當是活的、變動的，能夠在不同世代與語境中被重新詮釋。演講最後，以俐璇老師的觀察作結：國鈞老師從「becoming」的角度回望「臺灣電影研究」，或許正是一種溫柔而持續的實踐。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穩固不變的體系，而是在不斷生成、修正與對話之中，讓研究本身成為一種活的行動，在歷史、影像與當下之間，不斷重新學習如何理解臺灣。再次感謝國鈞老師寶貴的經驗分享，使在場與線上的師生們獲益良多，並感到溫柔與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