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藤井省三（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名古屋外國語大學圖書館館長）
主持：張文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回應：楊双子（作家）
時間：2024年03月19日（二）下午14:20-16:3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韓承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睽違五年，台大台文所非常榮幸再次迎來藤井省三老師蒞臨指教，適逢台大台文所二十週年，意義非凡。本次藤井省三老師將在台大帶來兩場講座，是由台大文學院、台大台文所、台大中文系、台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台大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第一場講座主題為「小吃攤的“小姐們”與醉仙閣的“先生們”：楊双子《臺灣漫遊錄》中的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藤井老師聚焦楊双子2020年的長篇小說《臺灣漫遊錄》，解讀小說中對諸多台灣文學史重要作品、作家的致敬，尤以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為重。〈女誡扇綺譚〉，台灣日語文學的起點，也是後世讀者通往殖民地文學的大門；《臺灣漫遊錄》，歷史百合小說家楊双子的又一高峰，日譯本已第四刷的暢銷書；兩部相隔近百年的小說對讀，對當代台灣文學甚至日本文學能產生什麼樣的意義？還須從《臺灣漫遊錄》的日譯本開始談起。
楊双子《臺灣漫遊錄》的日文版《臺灣鐵道漫遊雙人行》（“台湾漫遊鉄道のふたり”）於2023年4月由有著128年歷史的中央公論新社出版。藤井老師引用譯者三浦裕子的〈譯者後記〉先簡要介紹了《臺灣漫遊錄》的背景，將其定位為一部「美食x鐵道之旅x百合」小說。而小說的時間設定為昭和13到14年（1938～39年），正是清日戰爭開始，總督府加快皇民化政策的節奏，台灣的語言與文化等被日本的語言與制度所強制覆蓋取代的時期。此時期台灣人面臨認同上的困境，藤井老師便試圖還原小說發生的這段時間，台灣人複雜的「雙重認同」圖像。
台灣在地文化與日本中介的西化――日台雙重認同
藤井老師指出，清朝統治末期，具有中華共同體意識以及台灣人意識的，應該多為身在科舉文化體制內的地主階級男性，人數在台灣居民之中恐怕不到百分之一。當時台灣人口約250萬，他們所擁有的頂多是由中國大陸的出身地加上在台灣所屬的階層，所形成的地域加階層認同。回顧世界近代史，各地區各自形成廣域性質的認同以及國民認同都需要一定的條件。台灣居民要建立台灣認同，也必須等待在現代性的產業、鐵道、道路的基礎上，全島規模市場的形成，與報紙、雜誌、出版等閱讀市場的形成，還有公民教育的普及所帶來的共通語言的成熟等等條件。這些所謂現代化的工程，台灣都是在殖民母國日本的治理之下被推動的。
在語言上，總督府透過公學校教育企圖增加能理解日語的人口。與此同時，台灣原來以地區與階層所分化的各種方言也漸趨一致，逐漸出現一種共通的台灣語言。在日本統治期間，以台灣總督府為頂端的統治者企圖將被統治者整合進日本認同，然而被統治者卻為了抵抗而在接受日本認同的同時，形成台灣認同。因此，藤井老師認為《臺灣漫遊錄》中，正處於皇民化時期的台灣人「為了獲得與統治者相同的權利，在不得不接受日本中介的西化工程的同時，將存在於台灣各地、各階層的在地性認同蛻變為日台雙重認同的複雜現代化之路。」以此前提，有助於理解《臺灣漫遊錄》王千鶴對青山千鶴子的複雜情感。
身分造就了兩者的矛盾，但性別卻造就兩人的親密。藤井老師提及不同於歐洲民族國家以「自由戀愛」為核心的變革，直到中日戰爭期間，無論在日本或台灣，國民國家體制都還是由男性家父長制所支配。《臺灣漫遊錄》中的內地人青山千鶴子、以及本島人王千鶴，皆需面對各自家長所主導的相親結婚制度。正因為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共同面對的是，經過現代化以後反而更強化的男性家父長制的受壓迫者，因此二人之間產生「更接近愛」的「百合」關係。
另外，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搭乘台灣縱貫鐵道的美食之旅，享用的主要是「小吃攤」的輕巧餐飲或是家常菜。台灣縱貫鐵道一方面是日本中介的臺灣西化的象徵，但這兩個人的注意力卻是在台灣在地的輕巧食物上，這一點也同樣引人深思。
詩人西川滿對台灣在地文化的發現
青山千鶴子和王千鶴這對內地人／本島人組合是以誰作為原型呢？藤井老師首先想到的是西川滿（1908～1999）與楊千鶴（1921～2011）。西川滿是楊千鶴在《台灣日日新報》的上司，而且根據時人對他的評價，是個「視線只投射到自己原先期待著的事物」的人，兩人的特質、身分以及相處方式和《臺灣漫遊錄》裡面青山千鶴子和楊千鶴的形象有所重疊。另外，西川滿對台灣語言風俗文化的興趣，如同青山千鶴子垂涎台灣傳統小吃，應該是最符合青山千鶴子原型的一位歷史人物。同時因為西川滿深深關注著他所期待的台灣在地性，所以他視線所及的事物，都在在展現了台灣本地文化的美學價值。藤井老師認為西川滿在台灣文化研究史的貢獻，可以說等同於日本明治時代的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或小泉八雲（註一）。
註一：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美國人，1879年受聘至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哲學與經濟學。抵達日本後則對東亞美術產生興趣，著有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一書，影響後世的東亞美術史研究。小泉八雲（原名Patrick Lafcadio Hearn，Πατρίκιος Λευκάδιος Χερν，1853～1908），希臘人，1890移居日本後開始以英文寫作大量介紹日本文化的散文及怪談小說。兩人皆是十九世紀以來促進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與楊双子《臺灣漫遊錄》之間的系譜關聯性
那麼《臺灣漫遊錄》是如何致敬〈女誡扇綺譚〉呢？藤井老師指出了以下幾點。除了「外地旅行者」和「在地嚮導」這樣的組合外，在《臺灣漫遊錄》第六章「冬瓜茶」，造訪台南的王千鶴和青山千鶴子夜宿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深夜，他們聽到了應該沒有人的廁所傳來這樣的聲音：「怎麼不早點來呢？」熟悉〈女誡扇綺譚〉的讀者應該很快可以察覺，〈女誡扇綺譚〉中的敘事者「我」，就是在台南安平的一棟廢屋裡聽到一個女性的聲音說了一句「為什麼不早點來呢？」可看出作者楊双子的精巧設計。
正如對熟悉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的讀者來說，〈女誡扇綺譚〉的地位，後世的作者向其致敬也別具文學史意義。〈女誡扇綺譚〉運用偵探小說手法，描寫台灣人男女不願遵從日本殖民者意旨而自殺殉情的故事，藤井老師認為佐藤春夫以逆說的方式指出台灣國族主義的誕生。〈女誡扇綺譚〉在帶有異國情調的浪漫主義和偵探小說的手法之中，融入殖民地自主這樣的政治性主題，使其不僅允為日本大正文學的傑作，也堪稱是台灣日語文學的源頭。
〈女誡扇綺譚〉與《臺灣漫遊錄》之物語結構異同
從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中的內地人記者「我」與世外民之間的酒友關係，以及楊双子《臺灣漫遊錄》中的內地人女性作家「我」也就是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之間的「百合」關係，藤井老師為我們點出這兩組人物的共通結構。
第一，兩部作品的兩組主角，活躍的舞台都在台灣中南部都市。第二，兩個內地人「我」都具有擔負統合國民意識的語言政策的身份，一為記者、一為作家，但都是對這種身份有所反感的自由主義者。第三，這兩個內地人都對於本島人有著深刻的共鳴。第四，這二個內地人都擁有同性別、同世代，同樣愛好文學的本島人酒友、飯友，而這位知音也都扮演翻譯的角色。第五，本島人世外民與王千鶴，都出身地主階級，擁有優異日語能力，卻對記者與作家表達對於日本統治的批判態度。第六，內地人的「我」都走過一段偵探般的推理之路，解開日本統治期台灣的民族與階級歧視現象。
但另一方面，這兩部作品之間也有著相反的設定。首先是性別。〈女誡扇綺譚〉的內地人記者是男性，與對本島人有偏見的同事吵架而去職。他之所以能夠隨意辭職，是因為回到內地之後，也還可以在其他地方性的報紙或雜誌找到工作。然而《臺灣漫遊錄》的青山千鶴子，一回到日本就必須面對男性家父長制度安排的相親結婚。第二，世外民是地主之子，即漢人家父長制度的繼承人；相對的，王千鶴是台中地主的妾室之女，雖然屬於社會上層階級，然而在大家族中卻是較下層的支系，只能聽由家長出於家族利益的安排。第三，佐藤春夫發表〈女誡扇綺譚〉時的1925年的日本，已經開始實施嚴格的言論審查，佐藤春夫要在作品中傳達肯定台灣人自主意識的訊息，就必需採取「XXX」這種自主刪除的處理方式，萬一遭受檢閱的懲罰，程度嚴重的甚至連刊登的雜誌或單行本，都會被禁止發行。而相對於日本內地，台灣的言論審查更嚴格。即使在內地通過審查，結果無法輸入台灣的情況也所在多有。不過，今天無論在日本或是台灣，都已經充分享有言論自由，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三浦裕子翻譯的《台灣鐵道漫遊二人行》都不會被任何言論審查所牽制，能夠自由出版。
藤井老師表示《臺灣漫遊錄》讓他重新發現佐藤春夫在〈女誡扇綺譚〉所寫出的「內地人」「我」對「本島人」世外民、黃家婢女之間的共鳴的意義。《臺灣漫遊錄》具備撼動日本近代文學與台灣日語文學的經典名作的強大力量，是一部將留名於文學史的傑作。
結語
前文提及西川滿「視線只投射到自己原先期待著的事物」的特質，是成為詩人的條件，然而這也可能是評論家、研究者的特質。藤井老師提醒，我們在觀看他者、異鄉之際，恐怕也會犯上「視線只投射到自己原先期待著的事物」的毛病，《臺灣漫遊錄》則促使我們察覺到自己的盲點；同時也提醒我們，自覺「視線只投射到自己原先期待著的事物」，再抱著好奇心的觀看，才是通向理解他者、異鄉的入口。
演講最後，藤井老師引用英國詩人W. H. Auden的詩作〈Look, stranger〉：「Look, stranger, on this island now」，把這句詩改成「看吧！閱讀吧！旅人啊，現在在這座島上」來表達對於台日文化交流成果的期待，並結束本次精彩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