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丁恩宜（香港大學性別研究助理教授）
主持：鄭芳婷（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2年06月13日（一）下午13:30-15:00
地點：webex線上舉行

撰稿人：劉晉綸（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小川洋子和黑暗之中的酷兒女性主義書寫

Ogawa Yōko and the Queer Feminist Writer in Times of Darkness: Theory, Pedagogy, and Becoming in Hong Kong

主講：丁恩宜 Grace Ting

主持：鄭芳婷 Fan-Ting Cheng

來自香港大學的性別研究學者丁恩宜老師，研究領域包括日本文學、酷兒文化研究、女性主義、亞裔美籍的酷兒議題等，今天十分榮幸來到我們所上來演講。留著俐落短髮的恩宜老師Grace，在演講的開始，便以一口流利的中文來向聽眾介紹自己身為英語母語者，在學習中文時的環境與困難，包括沒有人教，或是透過日語來學習等等。Grace老師也感謝本次演講在語言問題上的協助者林新惠與袁晞韻，以致能夠順利完成這次的演講，此中的機緣似乎也暗示著本次演講的主題「女性主義」與「語言生成」之間的重要聯繫。「本來是打算用英文進行演講，想著『把中文版講義發給大家就夠了』，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如何能夠在中文裡產生聲音，與其他人產生更多的連結，雖然只是不三不四的中文。」在老師的謙辭張當中，似乎也強調了語言在女性主義當中的功能性、顛覆性。

酷兒、話語，如何可能？

2019年6月9日，香港經歷了第一場的「反送中」運動，2019年下半年，警民暴力衝突多發生於校園，到了2020年6月，港府正式通過了國安法。《秘密結晶》英文版也於2019年出版時，引起香港情勢關注著的共鳴。Grace老師引用紐時中文網記者任萃言對《秘密結晶》的分析，認為該書反映了香港現況，特別是有關「集體創傷」和「失去的記憶」的呼應。「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講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有何意義？」Grace老師拋出這樣一個自我懷疑。這樣的自我反省，是這次演講內容的起點。

Grace老師首先帶我們認識日本作家小川洋子出版於1994年的《秘密結晶》（密やかな結晶）這部作品，這是一部關於小島的故事，寫的是島上的物件、記憶、用以命名的言語等等，皆陸續消失，島上的人們也把剩餘的事物燒毀，最後連人們備以離開小島的船隻亦被消滅，小說、人民、甚至的人民的身體、聲音，無一倖，最終只剩下一個小說家，還擁有保存記憶、聲音的能力。《秘密結晶》中的故事梗概，與當前香港的情勢十分相似。

此外，在香港似乎不僅是對女性主義懷有敵意，酷兒友善空間尚稱不足，無法提供一個安全、友善的出櫃環境，甚至還存在著對東南亞裔的種族歧視。Grace老師分享自己教授台灣、香港甚至美國少數族裔文本的經驗，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文本教導學生重新分析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在Grace老師的課堂中，「理論」與生活中的「感覺」得以透過言語的表達，以及學生反省自己站在特權或邊緣的關係等等，以及頻繁的對話、書寫，把酷兒和女性主義帶進香港的教室Grace老師引用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的〈作為解放實踐的理論〉(”Theory as Liberatory Practice”, 1994)，說明理論是可以作為治癒的空間。實際的操作層面上，Grace老師帶領香港學生以理論、各種故事，包括小川洋子《秘密結晶》來理解言語的重要性，尤其是透過酷兒的書寫，可以成為一種生命的啟發。

邊緣與「生成」的語言

在《秘密結晶》中，也特別突出了陽剛權勢帶來的性別暴力，這些故事往往出現在小川的其他作品之中。在1998年的《寡默的屍骸淫亂的憑弔》(寡黙な死骸　みだらな弔い)中，描繪了女性身體、聲音的脆弱性。而《秘密結晶》中，小說中的女性被其愛人引誘到一個充滿了損毀的打字機的房間，並操縱他的身體。故事最終，女性被房間吸收，成為房間的一部份。堆滿損毀打字機的房間象徵女性的悲慘下場。在監獄一般的空間中，即使女性找到「同伴」，卻還是缺乏勇氣來互訴困難。此番情節可以扣合到學院中，因為學院中的邊緣聲音往往是不被聽見的。在Angela P.Harris &Carmen G. Gonzalez的《假定不稱職：身處學界的女性經驗的種族和階級的交會》(Presumed Imcompetent: The Interesections of Race and Class for Women in Academia, 2012)的導論中，作者提到身處學界的女性是被限制發表切身經驗的文章的，因為這會被視為是一種不適於學界的行為。即使是在女性主義的研究中，有些身體和聲音還是要排除萬難才能被當作一回事。她也指出在美國，南韓與日本研究往往是由白人男性所主導，而有色的女性處境艱難。

這方面的思考也由Grace老師帶到香港的學院當中，她強調酷兒女性主義的書寫是將創傷經驗寫出，故在課堂上每一個人的書寫、經驗都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的言語「生成」即是，雖然出自於微小的個人，卻有能量可以為衝撞體制不公發聲。在《假定不稱職》一書中，談到了有色女性必須當心，並且篩選展現他們的社會身分，以免被同事、學生批評、邊緣化或拒絕，甚至有些曾經考慮「生成」的女性是因為在心理上受創太深，而導致無法寫下自己的經驗。Grace老師分享自己從日本文學中探討女性聲音的經驗，她在《秘密結晶》中，看見「無法生成」的困難，而雖然日常生活中並沒有如此戲劇性的情節，但也處處存在著這樣的艱難。但是Grace老師十分深信也實踐了自己身處學院中「教學」的意義，因為教學不僅是自由的實踐，也可以是某種失敗的實踐，十分具有彈性，因為教室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激進空間，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過程更是一種「無法償還的借貸」，所以不須斤斤計較「教學相長」的投報率或其他顧慮。

華裔美籍、日語閱讀、香港經驗

在今天演講的不同片段中，「語言」出現了很多次。Grace老師從小川洋子的《秘密結晶》和「香港的語言與記憶的消失」開始，接著並置英語在香港的殖民特質，以及酷兒與女性主義理論在教室中的轉化力量。此將藉助小川的小說中關於書寫的焦慮、女性聲音和身體的裂解。接著，Grace老師將這些故事連結到酷兒有色女性主義，並說明了1.根植於體現經驗所創造的語言，以及2.呈現自己脆弱的「生成」行動，這兩者的意義為何。最後Grace老師也帶我們回到小川的書寫，來談一下故事以及Grace老師個人的閱讀經驗。Grace老師再次叩問：「當我們被剝奪語言時，尋找和創造語言，並寫下無法閱讀的字母意義為何？」由是，Grace老師以日語朗讀了小川洋子《留白之愛》(余白の愛，1911)、《秘密結晶》，解讀裡面關於創傷、治癒的書寫。在Grace老師以日語朗讀文本時，能夠強烈感受到她在日語長句的輕重音的運用上的熟稔，十分具有某種韌性與力量。

此外，Grace老師也和我們分享了來自香港的後殖民酷兒女性主義的愛情故事，包括香港作家黃怡在《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中的其中一個短篇〈恆久忍耐〉。Grace老師在此特地使用粵語來閱讀，旨在體現「語言」是如何定義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尤其是在Grace老師初來乍到的地方——「香港」。老師反省道：「在美國，如果在別人面前講中文，可能會有人說：『多學一點英文吧！』永遠因為語言和種族而被當成外人是怎麼一回事呢？」語言不僅是攸關自身，也攸關國家、政治，甚至是各種暴力的來源。Grace老師覺得自己在閱讀中文時雖然感覺是「回家」，但卻是一個破碎的家庭，是一個不斷受到不公平的要求以及支配的地方。在說中文時，Grace老師不認為他是被給于能夠發出自己聲音的人，但是中文確實是與她切身相關。另外，也是因為香港將英文視為較為優越的殖民語言，Grace老師才有機會來到香港來教酷兒理論。雖然在語言的殖民性格，以及與本地學生格格不入的狀態下，使用英文教「不是香港文學」的文本是有些奇怪，但是英文卻是Grace老師得以能夠來到香港的原因之一。而Grace老師也反省自己說的「普通話」，雖然在使用時感到有些愧疚，但這也是她與香港產生連結的一種方式。

「因為我是一個愛語言、愛文學的女性酷兒，這一切都非同小可。」

「我原本已經打算決定要愛香港，來到香港之前就已經決定好了。2020年7月來到這裡，我是永遠無法認識之前的另一個香港。我想知道，如果你來到這裡是想要面對她，並見證她所遭遇的一切，即使心底已經知道有一天可能會選擇離別，你還能不能愛一個已經在消失中的地方？」

以上兩段話是Grace老師在演講最後發出的深情呼告，作為這次演講的終結。政大台文所的陳佩甄老師從「失語」的脈絡來詮釋今天的演講，並介紹了巫永福〈遺忘語言的鳥〉作為台灣失語過程的參照，也說明了Grace老師在討論上的聚焦更傾向於「聲音」(voice)而非是被賦予的(given)的語言(language)，這種身體性是酷兒理論帶來的刺激。台大台文所的鄭芳婷老師則形容這是一場「很療癒的演講」。師大台文所的曾秀萍老師則也是提到自己喜歡在教學當中「分享挫敗經驗」。這場演講就在溫馨的「線上大合照」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