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李文茹（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主持：楊雅儒（臺大臺文所助理教授）
時間：2021年05月03日（一）上午10：30-12：3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阮芳郁（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現今的我們，為何需要談論霧社事件？身為學者、研究生、非原住民族，如何拿捏自身與與事件的距離？楊雅儒老師在「歷史材料與小說敘事」一門課中，邀請淡江大學日文系李文茹老師，分享她通過實地踏查、參與部落儀典及訪談耆老等方式，投入霧社事件的研究，以及身為研究者的她如何關照自身與事件的距離，在不斷修正的過程中，提供不一樣的歷史詮釋觀點。
回溯自身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研究興趣，文茹老師說道，留學日本的碩、博班期間，在明治時期的新聞小說與報紙的閱讀經驗裡，發現報章雜誌大量出現「台灣」，使她逐漸對於殖民期間日本人眼中的「台灣」產生好奇。日本人通過哪些媒介再現台灣？他們呈現出什麼樣的台灣？與台灣人眼中的台灣有哪些異同？老師進一步揭示，除了台灣「再現」的發現，再現背後的政治力學，更豐富、複雜化既有的歷史觀點。
老師首先以《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1]為例，指出兩次霧社事件的發生地、以及各蕃社的相對位置。藉此說明不同蕃社，隨著戰前到戰後統治政權的轉換，被賦予不同的歷史地位，由此也揭示出戰後有關日治時期的歷史紀錄相當受制於官方的意識形態，例如：台籍日本兵、高砂義勇隊、乃至不被日本官方承認的南京事件、慰安婦[2]等，在日本與台灣的歷史論述中，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意義。通過上述，不難發現文茹老師的關懷核心，從「日文文獻中的台灣」，到「台灣如何被再現」，更進一步聚焦在「台灣原住民」之上。
說到踏查與訪談，文茹老師將背景拉回台灣解嚴之際，提倡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攝影技術的普遍，紀錄也更趨容易，民間逐漸興起口述歷史的採集與再寫歷史的風潮，實地踏查於是成為重構歷史的基本功。文茹老師從最初因緣際會的跟訪清流部落，拜訪部落耆老、參訪並研究墓園裡的石碑、與頭目和族人一同歌唱、不忘參與每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慰靈祭等，兼具觀光意義的踏查歷程，文茹老師解釋，觀光提供了多數人入門歷史的管道，也影響了部落經濟與消費文化，與資本主義的互動，亦提供歷史再現與文化創生前所未見的機會。
藉由實地踏查，老師進一步提問：尋找霧社，如何提供解釋「帝國」的不同方法？她以日本文學中的霧社事件為例，從日本警察的蕃人調查報告書，戰前中村地平的〈霧之蕃社〉、戰後坂口䙥子的〈蕃婦蘿波的故事〉、稻垣真美《賽德克．達亞的叛亂》，乃至近年津島佑子的《太過野蠻的》，不分世代的日本文學家紛紛以霧社事件為題，提供了官方紀錄之外，通過實地到訪台灣的經驗、女性、家族史等不同視角，擴增霧社事件在帝國視角以外的詮釋空間。
更重要的是，文茹老師提示到，接續《賽德克．巴萊》的上映，以莫那．魯道的後代與族人為主角的紀錄片《餘生》[3]中，詳述第二次霧社事件的發生經過，更呈現了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及其收養的女兒張呈妹，如何自述身為當事者後代、活下來的賽德克族人身份，為各自的生命歷程中帶來的複雜情感。由此不難想見：戰後戒嚴期間，賽德克族人們長期的自我壓抑，反映出印裔後殖民學者史畢娃克提問的「從屬者能發言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直至解嚴二十多年後，才願意說出自己真實的看法。那麼長時間的自我噤聲，背後的政治動力究竟如何形構而成的？
最後的提問階段，有同學提及，日本政府面對愛奴民族及其文學，與對待台灣原住民的態度是否有可參照之處；亦有同學溯至霧社事件發生前的撒拉馬奧事件，曾在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霧社〉中被呈現。在本次演講中，文茹老師以霧社事件為引，反省過去多數人對於官方歷史的倚賴，以個人踏查為實踐，勾勒出歷史再現及其背後複雜的政治動力與運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