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張文菁（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外國語學部中國學科副教授）
主持：黃美娥（臺大臺文所教授）
時間：2022年10月06日（四）下午12:20-15:20
地點：線上視訊演講
撰稿人：許明智（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翻開葉石濤、陳芳明的文學史著作，我們往往會看到1950年代被冠上「反共文學」的標籤，作為時代共相的概括。然而，這樣的文學史書寫，實以純文學的文壇為中心，而忽略通俗文學在1950年代的發展。而今日所邀請的張文菁老師，便試圖自「通俗小說」的視角，帶領我們反思該如何重寫戰後臺灣文學史。
在演講一開始，張文菁老師從1963年開始出版通俗小說的瓊瑤談起，提及瓊瑤作品因改編成電影而風靡一時。不過，過去的諸多論者，如李歐梵、林芳玫、劉秀美等人，多會將瓊瑤的言情小說溯源至中國五四新文學，或鴛鴦蝴蝶派的傳統，而未能解答臺灣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社會環境下，是如何培養出這些通俗作家。因此，老師在2022年新出版的專書《通俗小説からみる文学史：1950年代台湾の反共と恋愛》中，便透過考察「政策」與「市場」的變化，再從「讀者、文壇、出版、作品」等面向，重新省視1950年代的臺灣文學史。
首先，張文菁老師指出，由於「去日本化」的文化政策導向，日文書籍的市場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加上通貨膨脹使得書籍價格昂貴，使得閱讀成為奢侈的行為，進而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值得玩味的是，1950年代的圖書查禁和審查制度，雖使得圖書市場陷入真空狀態，最後反而促成本土圖書的出版。
再者，張文菁老師從文化政策，進而討論到「誰是1950年代的讀者」？她指出由於成人識字教育的失敗，使得日語世代在戰後的中文市場被邊緣化。也因此，戰後中文圖書市場的讀者主要為外省籍人士，以及1938年後出生的台灣人世代，如戰後能嫻熟使用國語的作家陳若曦。
接著，張文菁老師也討論到1950年代的「反共文壇」與通俗雜誌之間的關聯。回顧1950年代初期，此時的雜誌總數很多，多仰賴政府補助、公家機關與軍方的大量訂購、或是刊載廣告等，卻也因此受制於政府反共文藝政策。相較之下，沒有獲得政府補助的雜誌，為了吸引讀者購買，便開始刊載娛樂性很高的作品，進而促進通俗文學的發展。
此外， 1954年以「撲滅赤色黃色黑色三害」為目標的「文化清潔運動」，當時的目標之一為唐賢龍、唐賢鳳、唐賢翔等人所經營的綜合雜誌。然而，文化清潔運動不但沒有完全消滅黃色小說，反而使得反共文壇與通俗出版的界限明確化，進而將通俗小說從國家大義中解放出來，故自1956年起，促成通俗小說的急速發展。
分析完政策、讀者與市場等面向後，張文菁老師則帶領我們進入通俗出版社、作家與作品的具體例子：在1956年後，中文圖書市場持續擴大，使得通俗文學出版的專業化與多元化。以武俠小說為例，當時便出現了專門出版武俠小說的真善美出版社，或是專門寫武俠的作家，如臥龍生、諸葛青雲；或以言情小說為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文化圖書公司，以及作家「金杏枝」的出現。
在考察金杏枝的作品時，張文菁老師也發現金杏枝的《冷暖人間》原應為紅嬌《酒家女》，但由於讀者眾多，故應其要求出版兩次續集，並改變封面的設計，以迎合女性讀者的品味。而從金杏枝當年出版大量作品來判斷，金杏枝應代表著「專業言情小說家」的品牌。透過了解金杏枝作品的身世，我們才能明白為何瓊瑤在1960年代蔚為風潮──正是因為相較50年代的「反共文藝」與「言情小說」，瓊瑤的「文藝愛情小說」更具有「去政治（反共）化」與「去色情化」的特色，才佔有其獨特地位。
除了台灣以外，張文菁老師於演講中也不斷提及臺灣與其他地區的互動，如何影響通俗小說的發展。像是許多臺灣的通俗文學類型，是因為中國進口的書被禁止，才刺激本土作家進行創作。而香港的通俗雜誌，在臺灣的「剽竊」之下，也成為推動通俗雜誌的一股動力。
由此可見，閱讀臺灣通俗小說，不僅能讓我們重新思考當前文學史書寫的不足之處，更能輻射出臺灣與其他地域間交織的文學風景。從著名的通俗小說家瓊瑤出發，張文菁老師帶領我們從通俗小說的不同層面，望向文學史書寫的未竟之處。而從演講後的提問與交流中，我們也意識到關於純文學與通俗文學，還有許多通俗作家的身世，都是一則則未知而迷人的故事，有待後進研究者細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