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高俊耀（知名導演）
主持：鄭芳婷（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1年04月26日（一）下午13：20-16：20
地點：臺大臺文所會議室
撰稿人：曾士銘（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在校園裡迷了些路的導演高俊耀微微來遲了演講現場，他笑著說：創作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因而能看見預料之外的風景。
首先，高俊耀導演引用學者黃錦樹的一段話作開場：「寫作不是在真空環境發生，很難避開歷史」，那麼對高俊耀來說，他的「劇場寫作」面臨了什麼樣的歷史問題？身為馬來西亞華人而來到臺灣學戲劇、做創作，此一「若離若即」的時空位置恰好提供他透過劇場而回頭思考「馬華」的文化認同問題，並且強調了「虛構」得以介入現實的空間。在此，導演向我們分享一則小故事：有次公演，朋友指著街頭上的一群人說「好像有外國人在舉辦慶典」，他不假思索地回說「喔你說那群菲傭」。而正是此「不假思索」在往後成為他思考「身分辨識」的關鍵鎖鑰：我們究竟如何判斷一個菲律賓人、一個東南亞人？其中的「想像」與「真實」之比例為何？同時，也由於高俊耀自身在臺的生命經驗，種種在大眾普遍印象、政府行政公文或是學院學科分類中，關於東南亞、馬來西亞、馬華人乃至「新住民」的認識實際上都存在高度歧異性。而其中，「在臺馬華」的離鄉因素多半是來此地求學，相較於其他東南亞移工而言享有某種經濟位階上的優勢；但在人口數上似乎又未發展到足以產生影響力的群體。另一方面，儘管與臺灣漢人共同享有「中華文化、華語華文、儒家傳統」的文化背景，但在國家族群、殖民歷史和語言政治問題上兩地仍有所差異。而如此殊異位置（呼應前述「若離若即」）正是高俊耀宛若一躺旅程裡分屬各停靠站的劇場作品（包括〈死亡紀事〉、〈親密〉、〈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readymade）〉）所不斷處理的歷史問題。
接著，為了讓聽眾更貼近作品背後的思考脈絡，高俊耀介紹起自己的出身、養成以及相關的馬國歷史。1980年代的馬國並存兩種小學：以馬來語為通用語的國民小學，和以華語為主的國民型小學；而到了中學則分有公立和獨立，前者以馬來語、英語為官方語言，後者則是因馬來華人的商家集體贊助而開辦的學校故以華語為主。高俊耀小學讀的是「國民型小學」，中學則是「公立中學」，因此自幼所學習的華語、華文到了青年時期卻成為「次等選修」；而在那個「多講華語，少說方言」的年代，馬來華人卻開始有意識地響應以資本經濟為導向的華語運動，包括〈龍的傳人〉、〈二十四節令鼓〉等「中國文化／傳統」皆深植於青年時期高俊耀的自我認同。到了1987年的茅草行動，馬國政府開始大規模逮捕異議份子（尤以各領域的華人文化菁英為主要對象），且在進入90年代之際推動各式各樣國家大型建設計畫，試圖打造「國家先進化」的政經榮景。巨大標語底下，高俊耀開始產生認同的位移，既醞釀出與「馬來西亞」有所呼應的情感，同時也反思存在於此國此地的結構問題，例如馬國憲法針對馬來人主權的「保障」事實上限制了華人的種種公共參與，包括國會的議員席次、首相的人選，甚至是紙本媒體的立場偏頗等。高俊耀之所以走上戲劇的道途，其實也正是因為馬來西亞大學對華人的資格限制才讓他轉而就讀藝術學院。從「純正中國人」到「馬來西亞華人」，不僅是高俊耀自身的政治意識啟蒙、劇場叩問，同時也是在臺馬華研究裡由黃錦樹等人所開啟的思考向度。
承接豐厚的在臺馬華研究，高俊耀接續著討論「馬華劇場」。他自述先是從「語言」切入以思考各種劇場與表演的層疊狀態，例如馬來人用華語、馬華人用馬來語作為臺詞語言時該如何界定？但針對「馬華劇場」的具體界定，高俊耀直言仍為「無解之問」，然而或許正因為此渾沌不明的曖昧狀態，恰如小說家Margaret Atwood對於「寫作」的認識：進入黑暗的慾望；另一方面，高俊耀也認為自身之於馬來西亞的「離開」其實也讓他體驗多語、多文化交錯的可能性，例如他常使用華語、廣東語和閩南語的交錯以創造「韻」的美感；同時也因為來到臺灣，才意識到「國語」和「華語」（甚至「漢語」）之稱謂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正如馬國常以四個華人小女孩穿馬來服、唱馬來歌的手法來操作「融合、包容、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民族情感，而後者在種種言詞以外的效果更容易造成具有排除性的單一正統化，高俊耀認為必須不斷自我省思而免於掉入某種循環論的歷史情感之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