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陳思宏（本屆「臺大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
主持：鄭芳婷（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2年04月11日（一）下午13:30-15:30
地點：臺大文學院演講廳（線上舉行）
撰稿人：曾士銘（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主講：陳思宏、主持：鄭芳婷
始自叛逆：
臺灣文學與酷兒生命創傷
Get To
Know Me.
About Me.
因應近日校園疫情升溫，本場演講改為「線上」，講者陳思宏表示自己滿不習慣一個人對著沒有溫度、缺乏觸感與回應的螢幕畫面滔滔不絕。不過陳思宏也說，他昨天親身參加全台北最盛大的酷兒派對——阿妹ASMR演場會，突然轉到今天在線上會議室聊酷兒文學與創傷，這之間，或許也是一種「很酷的」身體變形。
演講一開場，陳思宏先分享「鏡週刊」親至彰化永靖的人物專訪。影片中，陳思宏自述其原生家庭是一個傳統重男輕女的「大家庭」，作為家中第九個男孩的他，上面有七個姊姊和一個哥哥。然而從小，他就表現一副沒有「男孩」該有的姿態，像一個「壞掉的人」，讓全家都不知道如何與他正常相處。陳思宏甚至說，無論是「同性戀」或「非典型性別氣質者」在台灣鄉下經常是被視而不見的，因此年幼的他總覺得永靖、彰化無法滿足他想與世界連結的渴望。
被掐住的身體
那麼什麼是「男孩」或「男人」該有的姿態？陳思宏說他的哥哥就是「完美典型」：行為舉止陽剛、長大後留在家鄉照養兩老、18歲就讓長輩「抱孫」。相對的，陳思宏就喜歡一個人靜靜的讀書、寫字。家裡的其他姐妹與這兩個「兒子」的相處模式也大為不同，像是陳思宏從小就被她們裝扮成各種模樣來拍照，因此到現在留有許多他很「可愛」的照片。儘管「同性戀」三個字直到現在都是姊姊們不太「言明」的詞彙概念，但從種種互動模式的細節裡，陳思宏可以感受到姊姊們其實從小就察覺「小弟的不一樣」；然而這個「不一樣」，卻也使他從小在家裡有一種「被掐住的身體感」。那一次，陳思宏偷偷跑上二樓，恣意模仿起現代舞者的身體扭動與奔放，沒想到父親突然出現，冷冷說：「男孩子不應該這樣」。閣樓上的「禁舞令」讓陳思宏意識到自己在性別氣質展現上的不合「地」宜，但也恰好埋下一個他與電影交會的伏筆。
陳思宏說，他英文名字“Kevin”就是「致敬」《渾身是勁（Footlose）》（1984）裡的主角，Kevin Bacon。電影講述一個被頒布「禁舞令」的小鎮裡，主角Kevin大膽以跳舞來革命，如此故事彷彿另一個時空脈絡下的陳思宏翻版。於是這部在錄影帶出租店無意借到的電影作品，開啟陳思宏被壓抑在身體裡，對於自由和叛逃的想像。然而關於「身體」的焦慮，16歲的陳思宏則在美國佛羅里達有了另一次的體驗。那是他參加遊學團的第一堂課，陳思宏發現自己的「緊身小泳褲」和周遭美國同學的都不一樣，因為在美國比較常見的是「鬆垮短褲」，而「緊身褲」則經常被視作是「男同志專屬」。強烈的緊繃、焦慮、羞恥感襲上他的身體，在地球另一端陳思宏再次感到自己的不合宜。
慘澹的中學校園生活
陳思宏說他在中學時期的青春記憶，恰如阮鳳儀《美國女孩》所描述的一樣慘澹、抑鬱。從「能力分班」、「過度重視成績」到「不當體罰」，陳思宏說中學時期的他們完全將自己的「身體」從家長手上交給老師、教官和學校，因此為了符合某種單一價值觀，掌權者能夠任意給予懲罰。至於性別方面的「成長痛」，陳思宏則談到他國中時期的導師發明各種迫使班上男女彼此交惡、相互歧視的手段，只是希望藉此阻止他們「談戀愛」。不只如此，導師甚至在升旗典禮上以「同性戀是變態」來警告同學即使「同性之間」也不能過從甚密。如此「改邪歸正、歧視他者」的言論幾乎成為一代台灣人的教育方針，而我們無從選擇。陳思宏更提及當時班上有一位「禿頭女孩」，因為每當導師進行體罰或訓斥時，她便感到極度焦慮，隨後拔下自己的頭髮吃掉。縱使對此情形全班同學心知肚明，在當時卻沒有一個人可以救她。直到此刻，陳思宏說當他回母校演講時，仍看見校園門口懸掛一條斗大榜單，各式各樣尊卑優劣的位階劃分仍充斥其中。
上了高中，陳思宏因為行為舉止「陰柔」而被當掉體育科；不過，他也在此萌生出自身的抵抗意識。當時陳思宏參加「土風舞社」，在那裡他依循某種像是「同志雷達」的訊號，尋覓相互支撐的夥伴，大家聚在一起想像並實踐著「自由」的身體姿態。同時，在這個極度崇尚陽剛的校園環境中，女老師們成為他得以攀附求生的浮板。陳思宏甚至還記得，當時曾向導師出櫃，而她只是表示出既心疼又擔憂的回應，讓他深感作為一個「同性戀」其實並不孤單。除此之外，陳思宏在高三時參加的「文藝營」則是他第一次碰到那麼多喜愛文藝的「怪胎（freaks）」，他也才意識到原來在「永靖」以外，有這麼多「不一樣的」人事物。正如當時轟動全台的電影《喜宴》，陳思宏一個人偷偷跑到永靖的戲院來親身見證大螢幕上的「同性戀」，在那個當下，作為一個性少數的身份更深刻地從身體長出來。而來自美國的這部電影，以及當時主要演員齊聚台北宣傳，陳思宏再次感受到必須離開彰化永靖才能抵達那個他得以「自由」的遠方。
像美少女戰士一樣的變身／形
陳思宏的第一個「遠方的自由」就是來台北念大學。英文系出身的他，大學期間經常就是徜徉在女性主義、同志理論的文本與論述，在書頁裡看見各式各樣的性與性別。從中，陳思宏意識到自己其實某個程度上是站在父權體制的優勢身份，然而與周遭女同學們在性別論述與文本上的共讀經驗，也同時是他愉快且珍貴的經驗。從永靖到台北、再到柏林，陳思宏像是藉著「知識」像美少女戰士一樣變身，正因為「變身」才得以開啟戰鬥。
直到現在，這個與異性戀價值觀的「戰鬥」仍持續不輟。像在傳統台灣漢人婚禮裡，身為「舅舅」又屬「龍」的陳思宏總是背負「滾床」的任務，意思就是要讓新人早生貴「兒子」。但事實上，作為一個不具傳宗接代能力的男同志，陳思宏的「滾床單」究竟意謂什麼？爾後即使他已宣稱多次自己是「男同志」，每每回到永靖卻總再次被拉入異性戀的規則裡，像是被介紹去認識鄰庄的單身女性。
從身體規訓到持續尋找自由
於是，「回到柏林」對陳思宏來說，是他尋找自由的途徑。或許正因為少了「家或家人」的禁錮，他得以處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狀態。也因此，陳思宏認為一個人的「家」或「故鄉」應該是複數。而在《樓上的好人》裡的那個「電話筒」，其實靈感正是來自柏林街頭「投壁式的一人夜店」，陳思宏認為在柏林的城市文化中，一個人不是「孤單」而是「自由」。就像德國經常可見「自由身體文化（free body culture）」的標語，其意謂著「這個地方可以不穿衣服」，讓自己的身體得以不受物質與觀念的拘束。這樣的文化氛圍對柏林人來說非常稀鬆平常，因為就連日常的桑拿浴裡，男男女女都可以自在共浴，如此「裸」的狀態是可以脫鉤於「性慾」的。
演講最後，陳思宏特別提到「和解」。無論是針對小說或現實人生，讀者可能會幻想最終與創傷達到某一種「和解」的狀態；不過，陳思宏認為恰恰是「不和解」或「懸而未解」，才啟動了他的創作，而對他來說每一個人適合的「結局」或「步調」也不盡相同。就像《鬼地方》，讀者總好奇或期待「大姐」最後是否有新戀情、出走永靖等等，但陳思宏認為他已賦予「大姐」一個最適合她的結局，那不一定是得遵循某種「浪漫化的想像」。身為一個創作者，陳思宏坦言《鬼地方》其實是他33歲中斷的書寫計畫，反而等到他43歲回去寫，整個過程一氣呵成。或許，那正是他開始意識到「有多殘酷，就坦承多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