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陳國球（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主持：黃美娥（臺大臺文所教授）
時間：2022年04月22日（五）下午14：30-17：30
地點：臺大臺文所會議室（同步線上舉行）
撰稿人：莊丞志（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次演講是黃美娥教授「臺、港文學關係專題」課程演講，一共邀請兩位講者，第一位是香港現代主義重要資深作家崑南，第二位是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玉山講座陳國球教授。因為側記分工紀錄緣故，以下專就陳國球教授演講內容予以陳述。
陳教授在演講一開始，就開門見山談到，想要認識香港現代主義，必然得提起崑南先生，而在前面聆聽完崑南先生分享《地的門》的創作想法之後，陳國球教授更據此回溯整個香港現代主義文學面貌，以及他個人對於崑南作家的研究觀察，同時又以崑南先生為例剖析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特點。
在演講中，陳國球教授首先從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雜誌「宣言」作為切入點，他引用美國學者Janet Lyon 的著作”Manifestoes: Provocations of the Modern”（1999）以及Mary Ann Caws主編的” Manifesto: A Century of ISMS”（2001），討論宣言的「詩學」（poetics）意義；同時指出宣言往往面向大眾，目的在於說服、引導大眾，並企圖彰顯自我角色以及對話、對抗他者，不僅想要立基當下，且對未來新生命抱持熱烈想望。掌握了雜誌「宣言」的發聲特質之後，接著陳教授就對馬朗《文藝新潮》（1956-1959）發刊詞〈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1956）加以闡說。此文是香港現代主義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宣言，它的題目來自史達林，內容引用了當時知名文化、電影、聖經故事，並將時代氛圍清楚地勾勒出來（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雜誌期待號召對文藝有興趣的群眾，透過「文藝復興」帶來美好世界的光芒。
關於雜誌的主編者馬朗，經歷五〇年代中國的政治鬥爭、整肅，來到香港之後，他期望透過雜誌引介現代主義，重新觀察外面的世界，清楚呈現出香港現代主義向外探索、面向社會的另一面貌。而他自己本身，其實還是一位優秀的創作者。生於1933年，四〇年代在上海就讀聖約翰大學，五〇年代來到香港，但早在上海時期就已經創辦《文潮》，因此也可以將《文藝新潮》視為《文潮》的延續，以此觀察其在地性變化。又，陳教授強調有別於當時較有名氣的力匡，馬朗的詩較陽剛，會使用具震撼性的意象以及激烈的詞彙。如〈焚琴的浪子〉使用的意象：「千萬粗陋壯大的手」、「赤裸裸的猿人」、「紅色的風信期」等，筆調悲壯，不同於過去香港現代詩的寫法；再者，詩人對「自我」的存有辯證、夢的意象的使用，也是值得玩味的。另一首經典之作〈北角之夜〉，則較為溫和，具有懷舊特質。北角被稱為小上海，馬朗將北角的印象和過去的回憶並置，「登登聲踏破了那邊捲舌的夜歌」指涉的就是上海的回憶及僑居的現實。馬朗的詩具備多元繁複的表達方式，開啟香港現代主義詩歌，觀看世界的不同方法。
另一篇具有代表意義的宣言，是牟宗三等新儒家知識份子提出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他們提出對中國文化的想像，並將中國文化、思想放在世界的視野下思考，具有面對挑戰、與之對話的企圖。再來則是崑南在1959年發表的〈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和前者相似的是，崑南也高舉中國意象，「並以這個『中國』意象來解釋香港的現況，顯示出對香港的社會生活方式、香港的文壇風氣，有強烈的不滿情緒」（註一）。對崑南來說，這是一個「想像的中國」，崑南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宣言〉發表之前也沒有實際的中國經驗，但處於殖民體制之下，崑南透過「想像的中國」來支撐他的理想，抗衡香港高度發展的工業、商業文明。此外，1963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好望角》（1963）時發表的〈夢與證物〉，表現出對抗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傾向，陳國球教授指出，這可以跟後來非常投入大眾文化的崑南做一對比。
另外，崑南在六〇年代還曾發表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詩〈旗向〉，表現出香港殖民地如何面對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商業文化、日常生活方式的樣態，他用混雜、繁複的文字，並在音韻上精心經營，且提出對文化、政治、國族身份的思索、質疑，故而能成就一首耐人玩味的詩作。到了六〇年代中後期，崑南文風大變，轉而積極投入先前大力批判的大眾文化，創辦《香港青年週報》（1967-1976）、《新週刊》（1971-1977），積極報導、引介電影，以及流行音樂、星座等，並在1985年出版《慾季》後遁隱，不再發表作品，直到1996年才再回歸文壇。2020年，崑南來到台灣，但其實早在1958年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就可以見到崑南的作品〈喪鐘〉，後來更被收錄在瘂弦主編的《六十年代詩選》，期待崑南先生未來在臺灣再一次文學大爆發。
最後，陳國球教授談到崑南《地的門》小說，這是一本一甲子以前寫的書，如今要出版第四版了，他透露封面和內頁在設計上，應該會最接近初版的編排，對現在的讀者來說別具意義。就文字藝術來看，崑南的《地的門》是一首六萬字的抒情長詩，陳教授言及金炳興在1963年發表的書評中強調「炎夏」段落最為抒情，西西也認為這個段落是「極精緻的抒情散文」，葉維廉亦主張這是以「近乎詩的文字」寫成的（註二）。陳國球教授還認為，崑南的《地的門》是一「倒置的神話」，引用自維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他指出神話本身就是現實（reality）的呈現方式，是早期人類的想像式類型（imaginative genera），其語言就是詩性的（poetic characters）。崑南在1963年的〈治神話學之道〉也提出：「所幸單憑自己的靈感去捕捉初民幻想紀錄的真實性」，這句話必須放在崑南所處的六〇年代香港社會來理解，崑南如何用現在的意識去想像初民，兩者之間的距離如何彌合，這是有趣的觀察點。陳國球教授又指出，崑南在書寫葉文海，葉文海也在書寫崑南，這就是他所謂「倒置的神話」。
此外，「門」的意象也是《地的門》的關鍵，陳國球教授認為這是一扇通向「可能世界」的門。葉文海在小說中想的：「假如無須為殖民地政府服務」，這個「假如」就像維柯提出的「可信的不可能」（credible impossibility），指的就是有一個可能存在快樂的世界，但是目前「現實」把通道阻塞甚至摧毀了。殖民地為葉文海帶來的卻是十顆四方綠色的月亮，代表著年輕人對世界無法掌握的苦悶。陳國球教授指出「《地的門》是后羿以他的神話書寫崑南，而崑南以他的筆耕生涯書寫香港」，香港的故事還沒完，葉文海飛越斷崖，崑南已經寫了《地的門》、《天堂舞哉足下》，現在他「飛越」到美麗島上了。陳教授要在場聽眾，等待崑南先生在臺灣寫出「人」這部書，完成「天、地、人」三部曲，再度延續香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