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蘇致亨（《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
主持：
陳韻如（臺大法律學院副教授）、張俐璇（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1年11月30日（二）下午15：30-17：2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5樓1501未來教室
撰稿人：蔡易澄（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2021.11.30
Google不到的檔案研究眉角：戰後白色恐怖與文化管制檔案應用入門
蘇致亨（《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
檔案法於1999年正式通過，讓一般民眾可以與學術研究者可以多加利用，了解政府的運作過程。2019年，政治檔案條例三讀過關，讓關注於白色恐怖的社會大眾們，可以透過檔案更進一步釐清真相。不過，檔案雖然開放了，但如果不去使用、詮釋，那這些檔案終究只是堆在機關倉庫裡，不具任何意義的行政文書。本次演講邀請了《毋甘願的電影史》的作者蘇致亨，其長年研究威權時代對於台灣電影的管制政策，恰好可以與我們分享檔案應用的小密技。
檔案在大部分的研究裡，都是作為研究的素材，亦即史料。對研究者來說，「史料」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決定了研究的觀點。在學術圈裡，新史料的出土，往往也誕生了另一種新的解讀視角。這也是為什麼，絕大多數的研究者在閱讀正文前，會先檢視參考資料所使用的史料。這方便人們審視論文的觀點與史料適不適切、新資料能否支撐新論點。而作為一位研究者，也勢必要對自己的研究資料有所理解，能夠知道它的特點與限制，才不會做出偏誤的詮釋。
在進入到檔案應用前，蘇致亨先以報紙為例，聊聊大家常用的「聯合新聞知識庫」。該資料庫雖然方便使用，但卻無法看到報紙真正刊出時的版面與廣告。而研究者應該要注意到此媒體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特定的地域觀點，都是該資料庫的限制之處。是而，除了使用該資料庫外，應該要多查查其他報紙，不讓研究視角因為資料而單一化。
那麼，以檔案為史料的研究，又為何重要呢？檔案的開放與應用，不過也是近十幾年的事，不少資料尚待出土，可以挑戰既有的框架。而基於檔案的保存性質，有時電影本身的膠捲都已無法尋得，但審查檔案都尚有留存，可成為另一種想像的線索。只是，由於研究生的研究課題大不相同，一般學校在研究方法的課程裡不會特別教授。其實，檔案應用作為田野調查的一種，仍然有不少可傳承的經驗。
在檔案法的架構下，可分為「國家檔案」與「機構檔案」，兩者同樣都有網路與實體，可先在網路搜尋好資料，再透過申請去調檔案。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檔案的搜尋系統各自獨立，且「機構檔案」可能重分至「國家檔案」，兩邊資料系統應該都要同時查過才行。而讀檔的過程裡，可注意檔案產生期間是否過長、總數量是否很多，快速找到「事有蹊蹺」的案例。並且了解該檔案形成的原因、作為公文的目的，帶著問題來看檔案，才能讀出弦外之音。（譬如某個審查理由是用印章蓋的，代表此理由可能很常使用。）而在調閱檔案的過程裡，也要跟承辦人員有所溝通，清楚說明自己的研究主題，比較容易能拿到檔案額外的附件，更全面的進行研究。
蘇致亨最後以白色恐怖與文化管制此兩大主題的檔案為例，簡要整理出獨門的研究心法。首先，可以先關注檔案的不同性質（自白、調查報告、判決），思考自己閱讀檔案的目的，耐心地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在研究白色恐怖的檔案時，最好對每個檔案在整個環節的性質有所掌握，並且對相關的背景知識有理解，才能讀懂檔案裡某些特殊的字詞。而在研究文化政策管制上，也應該對整個政府機關運作的方式有基礎的了解，並且打破既有的「強人而強權」的威權國家想像。更應該注意到各機構的鬥爭、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以及更細膩的歷史發展，避免落入了「管制隨時間放鬆」的線性史觀陷阱。
演講最後，蘇致亨鼓勵有心投入檔案研究的同學們，可以成立互助小組。因為在檔案調閱上，每個人單次能調閱的篇數有限，且多一點人一起閱讀檔案，也能突破自身的盲點。面對這個尚待探索的檔案藍海，古老的舊公文都還很新，還需要我們去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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