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胡教授與其團隊「故事 StoryStudio」在參與「牡丹社事件歷史場域計畫」時,發掘出兩篇極具歷史意義的文獻:分別是美國醫生Stuart Eldridge 於1877年發表的 ”Notes on the crania of the Botans of Formosa.”(〈福爾摩沙牡丹人顱骨筆記〉)以及英國解剖學家、後為愛丁堡大學校長的William Turner 於1907年所發表的“A contribution to the craniology of the natives of Borneo, the Malays, the natives of Formosa, and the Tibetans.”(〈有關婆羅洲土著、馬來人、福爾摩沙土著、圖博人的顱骨學的文稿〉),兩篇文獻組成出一條神奇的移動路線,牡丹社事件中被日軍砍下的族人頭顱,透過隨日軍赴台的美籍軍官輾轉帶到了國外,最後落在了愛丁堡大學的博物館。團隊與愛丁堡大學確認後,隨即與原民會、文化部、屏東縣政府等多方協調,並於去年5月在牡丹鄉當地召開「愛丁堡大學返還先民遺骨計畫」協調會,希望能促成將骨骸返還部落。胡教授分享了過去國際間相關事件的處理方式,譬如2019年愛丁堡大學就曾將一些人類骨骸歸還予斯里蘭卡。至於骨骸歸還後的處理方式,也需要在部落間取得共識,須尊重牡丹社人的相關文化。胡教授總結說,從這次牡丹社事件頭顱的發現於歸還,發現台灣對原住民歷史研究尚有不足之處,也衍生出在多重殖民主義底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