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王惠珍（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主持：張文薰（臺大臺文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1年11月16日（五）下午14：20-17：00
地點：視訊舉行
撰稿人：汪卉婕（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王惠珍 —戰後臺灣日語文學的光與影
臺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科，如何為其建構文學史是許多學者念茲在茲的議題。本次講座邀請到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王惠珍教授，與同學們聊聊臺灣「日語」文學史的建構議題。
住在日語裡 VS 「被」住在日語裡
日治時期至今，臺灣不乏以日語創作的作家，王老師針對這些作家的日語學習提出兩個概念——「住在日語裡」以及「『被』住在日語裡」。她認為，殖民地作家屬於「被」住在日語裡，他們在殖民者統治下，接受日語現代教育，並透過日語創作試圖取得中央文壇的認可。尤其在三〇年代，不少作家活躍於中央文壇，留下豐富的文學作品；而隨著戰爭到來，四〇年代的臺灣日語創作被政治性取代，文學性逐漸退居後方。相形之下，戰後作家不必「住在」日語裡，他們反而需要「住在」國語裡，導致許多戰前叱吒文壇的日語作家經歷漫長的跨語時期。不過，部分作家仍選擇繼續「住在」日語裡，而王老師想叩問的便是這些選擇背後的原因與意義。
在思考此議題之前，王老師請大家思考：當代日本人說「龍瑛宗日語不錯」時，是什麼意思？顯然，這句話呈現出說話者站在日本人的高度，去評斷龍瑛宗的日語程度。然而，她認為日本人沒有資格說出這句話，因為龍瑛宗的日語帶有殖民傷痕。另一個例子，是1975年溝口大學稱讚陳秀喜日語優美後，陳秀喜當場以一首日本和歌「懂日語是悲哀，故鄉被殖民傷痕猶在」回應，堀口立刻就地肅坐伏拜道歉。由此衍生到王老師今日的演講關懷——若將語言視為「文化貨幣」，日語在戰後臺灣作為貶值的文化貨幣，其工具性意義是什麼？
譯者再現：臺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
王老師認為，探討作家使用某種語言創作的原因時，首先須注意作家對該語言的掌握程度是否足以作為文學語言，而非單純將語言使用解讀為某種道德性的展現。老師以賴和為例，指出許多人會從他以白話文創作，肯定其國族意識。然而，賴和的語言選擇有其必然性，他擁有很好的漢文教養，母語也是中國白話文；相較之下，龍瑛宗等作家則以日語作為學習語言，並透過日文譯本學習西歐文學的表現手法及模仿西方文學技法，進而成為其文學語言。
老師在2020年出版的《譯者再現：臺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便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找出日語對跨語世代作家的特殊性。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即「在日臺灣書寫」、「『日語』作為書寫語言」及「『日語』作為譯出語」。「在日臺灣書寫」以邱永漢《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個案，探討其文學在臺翻譯的政治性。此部分亦會探討戰後初期在臺日僑的文化活動與記憶政治。
「『日語』作為書寫語言」先後以黃靈芝、巫永福及龍瑛宗為個案。戰後臺灣社會普遍將「語言」認知為民族的靈魂，但黃靈芝卻特立獨行——肺結核導致他沒有心力學習新語言，只能用日語創作，語言對他而言只是一種表述工具。由於戰後臺灣沒有他可以發表作品的園地，黃靈芝改變策略，打算以小說進入日本文壇。然而，六〇年代日本文壇的臺灣熱已退潮，在缺乏人脈的情況下投稿連連失敗，繼而改為創作俳句。王老師指出，黃靈芝的小說質量非常好，但由於日語創作讓他在臺灣文壇猶如異鄉人，同時又因臺灣身份被日本文壇忽視，但實際上黃靈芝為文學創作付出了很多努力，因此老師想藉由黃靈芝的個案，叩問：語言只能是民族的靈魂嗎？
曾在《福爾摩沙》發表作品的巫永福，到了中年重拾創作，因政治關係故意不學中文，因此戰後書寫主要為日語及臺語創作的俳句，其中展現了作者的漢民族意識。另外，巫永福也經常參與益壯會，與龍瑛宗等幾位作家朋友話從前，進而留下一些以中文書寫的回憶短文。老師試圖指出，對巫永福而言，每種語言具有不同的工具性，作家會以不同語言進行各別文體的創作。
龍瑛宗的討論，則集中在七〇年代寄給住在日本的兒子劉文甫之一百封日文家書。這些家書目前分別收藏於政治大學及清華大學圖書館。王老師希望透過這些家書，窺探作者退休前後（七〇年代初至八〇年代初）如何藉著家書重建書寫生活，及該期間的活動，進而探討「日語」作為私人話語的書寫表現。有趣的是，龍瑛宗會將自己作為前輩作家的受訪構思或創作構想，事先寫入家書中，因此兒子是龍瑛宗重拾日語的重要對象。這些家書進而成為研究者了解龍瑛宗戰後生活的重要材料。
「『日語』作為譯出語」則首先處理鍾肇政的戰爭敘事及文化記憶。鍾肇政是少數具有學徒兵經驗的作家，身為客家人，日語是他在戰場中的共通語，因此其戰爭經驗都在日語世界中發生。而當他嘗試將這些戰爭記憶重新翻譯成中文的過程時，可以看到作者對日本語彙與情節的文化翻譯。鍾肇政的學徒兵經歷，可從口述、個人紀錄、短篇及長篇小說了解。此章同時參考日本學徒兵研究，思考鍾肇政與這些日本學徒兵的共通經驗。日本學徒兵多為大學或高中畢業生，進入軍隊後，音樂與閱讀成為他們重要的生活調劑。因此，鍾肇政當學徒兵期間的閱讀、音樂欣賞甚至軍歌，都有重要的共時性意義。另外，鍾肇政在戰爭中患上瘧疾，導致一隻耳朵失去聽覺進而在戰後無法升學，顯示戰爭經驗不僅是心理創傷，也對鍾肇政造成明顯的身體傷害。王老師藉由鍾肇政的書寫，探討日語作為戰爭記憶譯出語的意義。
其次則以鄭清文為個案，討論語言翻譯的問題。臺灣文學基本分為戰後第一代及第二代作家，而終戰時年僅十二、三歲的鄭清文便屬於後者，其日語能力只有小學五、六年紀的程度。由於戰爭末期的小學日語教育不太完善，鄭清文雖具備閱讀日文的能力，卻未足以成為文學語言。不過，日語卻成為鄭清文翻譯俄羅斯文學及契訶夫作品的重要媒介語，其翻譯底本大部分來自改造社出版的日文圓本。此部分嘗試釐清日語作為閱讀語言、譯出語，對於臺灣文化及翻譯文學的貢獻。
龍瑛宗的「國語」體驗
除了分享近期的研究重心，王惠珍老師也應課程主題，分享龍瑛宗在日治時期的「國語」經驗。龍瑛宗生長於只有公學校的偏鄉北埔，接受傳統的課本教育，並在小學老師引導下，開始閱讀《萬葉集》，進而培養其感性能力。他亦會存錢訂購兒童雜誌《赤鳥》，這本富有昭和時代裝幀風格且圖文並茂的雜誌，影響了龍瑛宗在詩歌與創作中的色彩描繪。另外，當地懇主姜家所設立的圖書館，也提供龍瑛宗許多接觸日文讀物的機會。綜觀而言，龍瑛宗的「國語」經驗與日本小朋友相差不大。
龍瑛宗的中國文學教養來自生活周遭。他雖未上過私塾，但住家前的廟口常有中國戲曲表演，加上父親會說書，都成為其學習資源。
龍瑛宗的文學教養則深受昭和教養主義的影響，當時作家的美學風格及技法都是他創作的模仿對象。同時，日本在昭和時期也非常興盛於出版世界文學譯本，龍瑛宗也受惠於這股世界文學傳播熱潮。由於龍瑛宗喜歡在小說中掉書袋，透過他所引用的內容，可了解到他的閱讀史。殖民地作家身份，讓龍瑛宗所關注的議題不同於內地作家，因此世界文學對其造成的影響，也有別於日本作家。
龍瑛宗的另一種「國語」則是中華民國的「國語」——中文。除了日治時期的生活經驗，龍瑛宗戰後重要的「國語」老師是其兒子及孫女。他不僅會向子孫學習國語，也會閱讀家裡訂購的《國語日報》，因此其國語教育是在家裡養成。至八〇年代，龍瑛宗在家書透露，自己終於可以寫出「像中文的中文」了，可見經過三十幾年的學習，他才稍微熟悉中文書寫。龍瑛宗曾嘗試透過翻譯作品學習中文，並請鍾肇政修改，不過，若閱讀龍瑛宗自己的中文譯本《燃燒的女人》，可以發現有許多精彩情節皆被刪減。其中不乏戒嚴時期的內容考量及語言上的障礙，因此龍瑛宗的譯文可謂慘不忍睹。由此可見，作為「國語」的中文對龍瑛宗而言仍是一座難以跨越的「大山」。然而，龍瑛宗的書寫慾望未因此消減，為了解決語言障礙，其晚年作品多以隨筆為主，至於小說創作的篇幅則非常短。這些隨筆雖不太通順，卻能感受到當中強烈的時代性，以及作為臺灣文學戰前日語作家見證者的慾望。其較其他作家準確的記憶力，也讓龍瑛宗的隨筆提供後人不少戰前臺灣文學發展史的線索。
老師最後總結，「國語」對龍瑛宗而言是非常艱辛的經驗，他曾表示：自己這一輩子都在學習別人的語言，甚至是「住在」別人的語言裡。
後記
在問答環節中，王惠珍老師除了回應參加者的問題，也分享了不少龍瑛宗的其他面貌，讓同學們得以跳出文學作品，了解作家的現實生活，這對於即將進行龍瑛宗相關寫作的同學而言，無疑是非常珍貴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