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朱和之(知名小說家)
主持:楊雅儒(臺大臺文所助理教授)
時間:2021年10月29日(五)上午10:00-12:0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蔡孟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講者:朱和之

2021年10月29日(五)10:00-12:00

歷史人物書寫的在地性/世界性與你我想像的﹁
樂土

從一台相機說起

於今年四月出版小說《南光》的朱和之,以手上1950年代的萊卡相機作為楔子,「現在相機的形狀,基本上都被它定義了」,而他手上這台機型,正是鄧南光當年所使用的機型。1944年,鄧南光因空襲疏開至北埔老家,某日與家鄉的宋老先生相談甚歡,想為他拍張照片,老先生卻認為攝影會攝去人的靈魂。對此,鄧南光則回應:那是日本製的便宜相機才會,他拿的是德國的萊卡相機,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機器。

朱和之說,這個小故事其實可以帶來三個啟示:一是1944年,台灣浸潤日本現代性已歷有時日,然而當鄧南光拿起相機對向家鄉親友,面對的卻是非常前現代的思維。在此,可以看見現代性與前現代思維的犬牙交錯。第二是台灣人接受現代性的層次,陳芳明老師曾提及台灣人接受現代性時往往與殖民性、日本性混為一談,然而有一派人則認為,日本不過是文化的殖民地,台灣人資質不比日本人差,理應可以直接與世界文明接軌,而鄧南光的回答正不經意地透露出此種思維。最後一個啟示則是攝影的現代性眼光,相機的成像原理有別於肉眼,作為攝影家,需要在腦中轉譯色彩、光圈、快門、廣角鏡、觀看視角等等多重搭配的變化,而透過攝影拍攝地理風貌作為軍事訊息,或是拍攝當地人種作為人類學研究素材,攝影也因此蘊含著帝國之眼。於是,當鄧南光拿著相機面對北埔的老先生,兩者所產生的碰撞相當具有衝擊力。

歷史書寫的凝視

不只攝影轉譯現實,文學也轉譯現實。歷史小說書寫就像是拿著現代性的相機,在閱讀、創造時,與歷史已產生一種轉譯的關係,而寫作者必須對此有所警覺。朱和之以江文也為例說明,江文也《臺灣舞曲》係因回台萌生感觸而作,其中扉頁題有一詩:「我在那裡看見華麗靜美的殿堂,看見莊嚴至極的樓閣,看見被深密森林圍繞的圓舞場和祖廟,但是它們宣告著這一切已然終結,他們泛化為靈,融入微妙的空間中,猶如幻想消失,想要將神與人子的寵愛集於一身的他們,脫殼一般漂浮在幽暗之中。啊……我在那退潮的沙灘上看見了,只有兩三片殘留的水沫泡影」,詩作中的象徵主義情懷濃厚,然而他反問,「華麗的殿堂、莊嚴樓閣,臺灣有這種東西嗎?」,江文也身為一位在殖民母國受到肯定的殖民地人民,歸返母土巡迴,用一種浪漫的自我投射去想像他的祖國,或許也不自覺地夾雜了帝國的眼光。朱和之說,江文也的書寫無疑也是一種本土書寫,我們所做與他並無多大差別,但是今日我們已經曉得對帝國眼光有所警覺、反省。

歷史小說潮湧而來

接著,朱和之提到臺灣近五年來爆發的歷史小說潮現象,他認為這與非虛構寫作的爆發亦有關聯。什麼是歷史小說?他回答,歷史小說是一種自我敘事以及我們對自我的想像,而臺灣社會所出現的歷史小說書寫現象其實反映出我們對於自我敘事的需要。他以認知神經學與心理學的角度解釋,人天生會自我腦補,需要說法、建立敘事,人不能允許自己「不知道」。河合隼雄也認為,當人無法建立自我敘事時,便無法得到治療。自我敘事是對自己下定義,釐清自己從哪裡來、追求什麼,而歷史小說即是社會集體心靈對於自我敘事的高度需求,歷史小說潮意味我們的社會走到需要自我敘事的當口,而社會仰賴此種敘事以建立自我。他認為,文學書寫就像白日夢,藉由想像虛構的情境,讓某些現實中不能發生的事情發生、完滿,讓現實變成可以接受的版本,或是賦予痛苦以意義,進行自我治療。歷史小說就是在修復社會的創傷,藉由建立社會的自我敘事,集體性的疾病才有治癒的機會,集體性的人格也才得以成長。因此,歷史小說是不能被等閒視之的。

歷史書寫的策略與倫理

接著,他提到在從事歷史書寫的不同書寫策略,第一種是借助想像,不太仰賴史料;第二是根據史料鋪展;第三種則是嚴謹考證,還原當時情境。還有第四種,則是擺明的虛構。在這眾多寫法當中,他偏好第三種寫法,且近乎偏執。朱和之舉例,為了寫鄧南光,他閱讀了攝影理論、攝影史、攝影集、北埔歷史,以及戰爭理論等等書籍,將這些知識整合起來之後才能開始寫作。此外,他也以台灣、日本、世界為單位整理出各自的時間軸,藉由比對同一時間在不同地點發生的事件,會意外發現彼此的橫向關聯。而親自造訪北埔小鎮的踏查經歷,也使他得以親身了解市鎮的尺度,搭配過去留存的照片想像三零年代的北埔,這讓他得以進入鄧南光的歷史情境。他指出,人在不同空間會有不同情緒反應,而這會直接影響到小說寫作的走向,也是現場踏查的重要性所在。雖然不可能還原到過去的時空,但這些線索都是一種暗示,只要看到局部,大腦便會腦補成完整的圖像。

最後,朱和之則以自身寫作經驗為反思資源,思考歷史小說書寫的倫理性。寫作完《樂土》之後,他開始反省自己在文獻上對森丑之助仰賴甚多,然而日本帝國的人類學研究本是為了解被統治人民而設,本身即帶有帝國之眼,而用他者之眼去建立樂土是相當危險的,這使他日後在撰寫歷史小說上,對於文獻有更多的留意與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