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孫大川（臺大臺文所兼任副教授）
主持：張文薰（臺大臺文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1年03月05日（五）下午14：00-17：00
地點：臺大文學院演講廳
主辦：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臺大臺文所
撰稿人：陳溱儀（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本次演講，為台大台文所和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合辦之「尖端講座」，邀請山海文化雜誌社創辦人、前監察院副院長，同時也是台大及政大台文所兼任副教授的孫大川老師主講，主題是「台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的觀點」。孫老師由原住民族的切身經驗、感受和所見出發，綜觀台灣的歷史及其於當代追索的定位和價值，並思索亞洲和華人社會百年來的進程對於世界的「貢獻」，層層展開「如何成為一個禮物」——即思索我們能夠帶給世界什麼——的主題，而這直接關涉到「我們」——無論是作為原住民族、台灣、亞洲或華人社會——如何定位、看待自身的核心問題。
孫老師從原住民族何去何從的困惑開始談起：這些困惑是關於原住民族一路走來、以及當思索台灣的未來時，發覺台灣的文化、歷史、地理，政治，各方面好像都一直為特定的思維框架所綑綁，因此想以一個原住民的經驗，嘗試對這些問題提出新的想像與回應。
「禮物」這個題目其實與陳耀昌醫師2000年在Nature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甚有淵源，該文也開啟了許多思考。孫老師當時最驚訝的是，陳醫師認為台灣可以帶給世界的禮物，是原住民族——當思考台灣可以帶給世界什麼的時候，孫老師以前沒有想過原來台灣的原住民族可以是給台灣、或台灣給世界的禮物。他坦言道：在過去的成長經驗中，台灣的原住民大概很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禮物，這從眼神就看得出來。所以當看到那樣優秀的人在世界一流的雜誌說，台灣的原住民族是世界的禮物，身為一個原住民，孫老師才「看見」——原來台灣的原住民跟世界有連結。
孫老師大學讀中文系，高中時閱讀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著作，自言雖然看不太懂，但卻有一種感覺，就是當時的知識份子似乎也在焦慮中國和華人的定位與未來：在近現代歷史中，中國對世界而言好像也不是一個禮物。年少的孫老師當時多少有一點「寬慰」的感覺，原來不是只有「沒有歷史的」原住民族，會有深刻的關於歷史和文化究竟何去何從的焦慮。
三十六歲在比利時念書對於孫老師是很關鍵的時刻：原本研究哲學和漢學，想要注《禮記》、《詩經》；但是當思考自己的定位和要選擇的方向，才發覺對於原住民的議題，其實心中很早就有想法。在歐洲時關心台灣正發生的變化，當時也還沒想到，能在本土化的浪潮中找到可能的出路；直到聽臺灣的很多朋友談論本土化，才發覺台灣的本土化不可能繞過原住民，這讓原住民族的「黃昏處境」找到一個可能性，孫老師稱之為「夾縫中的族群生存」。
從比利時歸國後，孫老師到一百多個山服隊去演講，開始肩負原住民族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文化任務，後來也進入政府機關工作。在這些過程中孫老師發覺：台灣好像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禮物，同時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帶給世界什麼。他認為台灣如要尋找自己的定位，不是只有政治、或只能被特定的政治現實所綑綁；如果我們需要「打樁」、需要一些能當作「根」的東西，我們應該多想想要留給一百年、兩百年後的後代什麼，這樣的問題。
引言
孫老師首先提醒：我們很習慣在談歷史、或談什麼的時候就直接談政治，我們想的都是政治。孫老師展示了一系列照片：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與原住民「訂約」圖；清治時期，由漢人的視角投射出的台灣和原住民圖像；日治時期，原住民在神社前合照；中華民國來了以後，白崇禧與卑南族領袖馬智禮的合照。這些彷彿「代表」台灣歷史的圖像都有其特定的視角和編製脈絡，然而台灣的處境究竟如何？
台灣是海洋中的島嶼，但台灣好像很少有一個真正的「島嶼思維」。創辦「山海雜誌」時，孫老師把原住民的文化核心用「山海」來「定位」，其中也帶有這樣的反思：台灣好像一直沒有「海」的思維，「山」則變成國家資本的所有物，而不再是「自然」——但是原住民族和自然的關係不是這樣。例如原住民與林木的關係，是隨手撿木頭，因為需要燒柴火；而孫老師自己在東華大學教書時，也習慣隨手採野菜回家：自然世界的東西，變成私有的，還要用貨幣去計量，這對原住民來說是很需要花時間去理解的事情。但是台灣主流社會的意識，好像任何事情都很快就進入政治經濟的設想，在歷史上，則是後面的政權不斷否定前面的；身處在這樣的時空切劃和計量中，原住民族真的很難覺得自己是一個禮物。
原住民族的文化有一個很核心的價值，這個價值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沒有什麼：那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始終保持著與自然親密又合節拍的關係。比如閱讀夏曼・藍波安的作品，其中展現達悟人和海洋、魚群、島嶼的關係，親自下海潛水射魚的夏曼・藍波安，和喝著威士忌寫作的夏曼・藍波安，在孫老師看來這樣的生存向度並不相衝突。人有一天還是要面對自己的身體，面對他自然屬性的部分。孫老師讀《莊子》、《山海經》、希臘羅馬的神話，感嘆以前的文學有這麼深的宇宙感，而這種宇宙感、人的自然屬性，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其中的倫理，都是我們要思考的，這是全世界21世紀人類的歷程。
第一個禮物：民主中國的標竿
孫老師接著提出的禮物思考，是民主在亞洲、尤其在台灣的發展進程，認為這是能夠引以為傲、可以「當磚塊」、當基石的價值。從黃宗羲到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台灣自身民主化的過程與經驗，追求文化多元和人權的鞏固——想要找到自己在世界、在歷史的定位，世界各國從至今皆然。
如果相較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國民主化的歷程，台灣這七十年來太和平了。台灣是一個福地，四百年來調節、容納了很多想要過一個比較有尊嚴的生活的人；華人社會這麼大、華人這麼多，孫老師認為從一個原住民的角度來看，台灣是一個很難得的、可以實現民主跟人權價值的地方，我們不但通過了好幾條國際人權公約，並且同時內法化，這是值得珍視的一塊磚。中國大陸雖然在走另一個進程，我們也不該覺得事不關己，仍要試著去思考亞洲對於世界，究竟能夠成為一個怎麼樣的禮物，這是不該迴避的問題，因這也關乎我們自己的定位。
第二個禮物：捍衛第一自然
重視生態與環境倫理已是國際共同關注的議題，孫老師認為，談生態和環境一定要談原住民，因為原住民受害最深。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中部山區破碎的部落，八八風災之後南部如那瑪夏、桃源鄉等重災區大規模的遷離，使原住民族和原本的土地斷裂——土地對於原住民而言遠不僅只是「住」的地方，那是「home」，有些部落已經在那裡好幾百年；而不得已移住到永久屋，也對部落的文化、生計各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孫老師也提到行政區劃的紛亂、地方政府機構的冗餘，以及現在已經不太被談論的原住民自治的議題：他認為其實整個中央山脈的治理、被縣市切割的傳統領域，並不單只是原住民族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台灣的縣市重劃——因為空間問題不只跟原住民族有關，也跟整個台灣如何在未來面對極端氣候變遷密切相關。
「空間對時間的承諾」，這是非常重要而值得深思的課題。孫老師提到自己到荷蘭、比利時的時候，發現那裡的人思考對土地、對空間的規劃是用一百年、兩百年來思考，有些地方的地磚，是從羅馬時代就存在，歷史是觸摸得到的。台灣能不能有這樣的思維跟規劃？這就涉及到空間對時間的承諾：台灣所竭慮追尋的「歷史」，對於時間性的理解和想像，應該結合我們對空間的規劃、以及與土地的連結中去思考探尋——而能對「未來」給予承諾。
在當代社會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孫老師再次以夏曼・藍波安為例：戴著扁帽、喝威士忌，與做拼板舟的他，孫老師認為並不衝突——當人在贏回他的自然（身體、能量）的同時，並不一定會與所謂現代性的東西相衝突，而是看如何活在、活出不同層次。人與自然的平衡，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科學，孫老師認為科學的精神，其實也是在追求自然的精神；而原住民族也許可以提供我們找到在當代生活中平衡、兩全的可能性。
第三個禮物：禮樂精神
齊柏林的紀錄片《看見台灣》從俯瞰自然呈現出的美，讓大家「看見」並且認同台灣；孫老師接著從另一位長期投入台灣皮影戲、傀儡戲保存的荷蘭人Robin（羅斌），談台灣所「失掉」的那些文化、傳統和價值：Robin一直推廣皮影戲，到處蒐集閩南、客家的故事，但是他的計劃名稱叫作「台灣不見了」——跟齊柏林很不一樣。台灣其實一直在失掉、丟掉好多東西，包含廟宇、宗教的儀式，閩南、客家的傳統建築，好像沒有一套嚴謹的保存思維和相應的方法，很容易被政治和觀光化消磨；我們的飲食也越來越單薄，很多味道已經是想得到但吃不到了。
原住民也曾經丟掉好多東西，但在80、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和原住民的自決運動以後，現在台灣原住民各族主要的祭典儀式，通通都還活著：像是阿美族的ilisin、卑南族的大獵祭、鄒族的mayasvi等。原住民族的語言、歌謠、古調的保存與復振，基本上那個味道還在，儀式、樂舞也都還很豐富，這是原住民有實力的地方。孫老師還提醒，台灣現在的聲音世界已經非常商業化，很多老歌都已經消失，然而在生活中儀式性的東西需要被保存——因為禮樂世界即關乎文化沈澱，不應落得單薄。就像歐洲的隱修院中至今仍然聽得到以拉丁文唱誦的詩篇，禮樂世界的厚度代表文化想像力的豐富性，而這與台灣自身的image密切相關。
台灣需要能產生「味道」、「韻味」的生活方式：原住民、閩南、客家、從大陸過來的人、還有新移民，如果能讓每一個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其生活世界中的禮儀世界能夠體現出來，這將會是一個豐富的禮物。
結論：海洋的敞開性
人的世界，不是只有國家、認同、主權；孫老師認為，還有好多東西可以帶給我們跨越國家、認同來看待「政治」的方式。比如NGO，比如環境的議題，都能讓人看見不是只有一種「政治」——「環境」也是一種「政治」，「文化」也是「政治」，而「認同」也不是只有一種「認同」，這些都應該是多層次的，不同的人做不同的獻身。面對不同的情況、場合，應該都有不同的認同，為什麼一定要「打成一層」？
海洋的敞開性，其實就是反省陸地思維的封閉性。當面對南太平洋諸島，比如印度尼西亞由幾千個島嶼所組成，硬是要組成一個國家不是很奇怪的事嗎？當然，這涉及到複雜的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然而孫老師也不禁想問：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帶給人類福祉的唯一方法嗎？有沒有一種微觀的角度或者新的政治思維，能夠思考這些問題？孫老師認為新的政治思維應該結合「海洋敞開性」的觀點，對於島嶼世界應該要有新的想像，要有認識——我們以前對南太平洋島嶼幾乎一無所知——去跳脫既有的慣性的政治思維框架，思考一些新的可能性。台大、中研院的太平洋研究學會和計畫，提供經費讓研究人員到南太平洋的島嶼去蹲點，即是在做這樣的努力。
孫老師認為，台灣的文化建構應該珍惜其作為島嶼，而與海洋和諸島之間豐富、開放的連結性；而從區域文化地理來看，亞洲想法和亞洲思維，或亞洲所能提供給世界的想像與對話，也應該成為世界的禮物。在人類當代的進程，
科學有其「接近」自然的方式，而原住民族也有其「貼近」自然的方式，孫老師一直覺得原住民的神話，有一天應該可以跟科學對話，共同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類未來的可能性。孫老師最後並提醒：人的存在不一定要被許多既定的思維或認同框架所綑綁，而可以是多層次的、一種「鬆散而有效的團結」。這同時也是海洋的敞開性所示予我們的「大海浮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