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劉文（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主持：鄭芳婷（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0年12月25日（五）下午13：30-15：0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蔡孟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有色酷兒批判什麼？
“Queer of color critique”一詞來自Roderick Ferguson，強調性別與種族的共構性。90年代以來「酷兒」雖欲成立以「非身分認同」為主的連線政治，卻常成為「白人中產同志」的對應。西方以白人為主的酷兒歷史，是對酷兒主體與社群的單一詮釋。有色酷兒反對自由資本主義，認為霸權文化並非完全無法抵抗，少數族群經常存在於主流的裡面與外面。適應主流，然後反抗主流。Roderick Ferguson以「扮裝皇后性工作者」為例，指出扮裝皇后性工作者通常為非裔或拉丁裔，他們將性作為商品，是在自由資本主義下的必然走向，卻不符合主流同志論述對情慾的想像，因此被主流同志當作剩餘（surplus）。若從扮裝皇后性工作者的角度出發，則能看見主流同志論述的不足。此外，有色酷兒社群並非如主流酷兒所主張的「拒絕家庭價值」，而是建立新型的非姻親、血緣家庭型態，如8、90年代紐約的「舞廳文化之家」（ball room culture’s “house”）
批判西方白人主流的酷兒歷史
1969年紐約市的石牆運動常被視為酷兒運動的開端，但它並非同志運動的單一起點。5、60年代有色酷兒、跨性運動者便開始反抗警察暴力的相關活動。白人同志常將國家暴力單一化為對性傾向的壓迫，然而國家暴力實際上也與階級、種族習習相關。有色酷兒批評希冀能以更為交織性的方式重建石牆運動的歷史。
主流白人化也體現在白人社群與有色酷兒社群使用詞彙的的差異。David Valentine在其田野調查發現，有色酷兒往往以gay而非transgender來稱代自己，或所有非典型性別的人。transgender則往往由白人中產階級所使用，被高度專業化。
新自由主義與同性戀常規化
90年代的酷兒政治開始出現主流的資本化想像以及特權，失去其批判性。Cathey Cohen在〈娘泡、陽剛女與社會福利大媽〉（1997）中指出，領取社會福利過活的單親非裔母親常被套上「懶惰」、「靠政府養」的錯誤想像，雖是異性戀，但受到的壓迫與「娘泡」、「陽剛女」等性少數族群是可以相互連結的。「同性戀常規化」則要求同志成為具有良好消費能力的公民，家庭、單偶制的背後邏輯與異性戀常規化相同，「同志獲得公民權」也突出美國在世界領導的道德性。有色酷兒連線強調關注被異性戀排除的他者，即使該他者為異性戀亦同，如此才能跳脫性別的範疇。
酷兒政治中的反黑anti-blackness
美國婚姻平權運動經常出現的標語”Gay is the new Black”，暗示同志權利就像黑人權利，但同志在美國被壓迫的歷史與黑人無法相比。這種論述也假設黑人問題已被解決，成為歷史，把同志凌駕於黑人之上。當同志被認為是值得獲得公民權的身分，現實上的黑人則往往被視為犯罪者。
2008年加州抵制反同婚法的失敗，也使主流LGBT組織怪罪非裔美國人社群的保守，但實際上人數仍以白人居多。如此種種皆使酷兒運動成為「反黑」的運動。
當主流同志運動開始強調社群的安全，呼籲更多政府立法及警察執法，對多數的有色酷兒與跨性族群而言，警察執法非但不會增加安全，反使他們暴露於更多警察暴力的風險。一直以來，BLM都有黑人女性、酷兒、跨性的勞力所支撐，卻常為主流媒體所忽略。
有色酷兒批判理論的應用
跨性別特例主義（transgender exceptionalism）將國界、戰爭、資本等多重暴力，扁平化在單一跨性身分上，將有色跨性者塑造為「特例的脆弱主體」，抹平其他壓迫經驗。同時將全球南方塑造唯恐跨地區，而全球北方的恐跨則已被自由民主的社會解決。
白人男同志羞恥（white gay male shame）的研究則指出，「羞恥轉化」成為白人男同志去身分認同的新型世界主義gay cosmopolitism，卻讓其他有色酷兒的身體吸收與承擔羞恥的包袱。需要注意是用誰的gay shame，來成就自己的gayness。
亞裔美籍酷兒憂鬱（queer Asian American melancholia）指出多數亞裔皆曾經歷酷兒社群中的種族歧視，他們要不選擇同化，進入白人社群；要不隱瞞性向，留在異性戀為主的亞裔移民社群。然而劉文則在自己的研究中看到了亞裔酷兒在移民社群中獲得連結的可能，未必需要拒絕原本的移民社群。
酷兒非裔未來主義（queer Afro-futurism）最近在學界引起較大的論爭，而呈現出樂觀、悲觀兩種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