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
楊雅儒（臺大臺文所助理教授）
曾琮琇（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詩人）
楊富閔（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小說家）
潘怡帆（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陳柏旭（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鍾秩維（臺灣大學文學院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研究員）
主持：
黃美娥（臺大臺文所教授）
時間：2021年04月24日（六）下午14：00-17：3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李秉樞（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本文原載於《文訊》428期，2021年6月。
2021年4月，臺大出版中心發行柯慶明教授的新文集《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這本書由張淑香、楊富閔與鍾秩維共同編輯，主要收錄柯老師有關臺灣現代文學的論述，及其對於文學教育的觀點。由臺大出版中心與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共同在──柯慶明《沉思與行動》讀書會」，於4月24日，在臺文所口譯教室舉行。讀書會邀請六位等青壯學者，分別從文學、哲學，乃至臺文、中文、外文等不同角度，解讀柯教授的文業。
第一場次由楊雅儒、曾琮琇與楊富閔主講。楊雅儒在碩士期間，是由柯老師所指導。她認為關注一位學者的閱讀史脈絡，特別能看出其「沉思」的歷程。以〈二十世紀的文學回顧：由新文學到現代文學〉為例，柯老師援引的書目，包含文學、人類學、哲學、宗教學、心理學、電影學與管理學等跨學科的經典，無論討論書籍的內容主題或語言修辭，他所提出的省思，皆與時代社會的脈動緊緊相關。而在〈我的個人主義論〉中，年少的K表現出對個人尊嚴的高度重視，以及對生而為人的基本追求。楊雅儒以為，這篇文章所謂的「個人主義」，乃指「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強調人要為自我負責任。柯老師在生病期間，每日散步復健，授課時親身抄寫板書，皆是以「行動」實踐人的尊嚴與責任。
楊雅儒繼而指出，柯老師談論文學教育的雜文，充滿了生命力，展現其「敢言」的一面。如〈「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際〉一文，柯老師直指通識教育面臨的問題，而在〈站在臺灣土地，望向世界的高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中，柯老師自陳臺灣研究學程的設立理念：「最早設計時是打算由臺大文學院各系所為全校學生提供『臺灣研究』之跨系所教學。」換言之，他不僅沉思通識教育的不足，更採取具體行動，透過策畫學程，追求改變的可能。
再者，在〈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中，柯老師認為須將「文學」作更寬廣的思考：
文學不只是一種藝術現象，它還可以是一種語言現象，一種心理歷程，一種思想表達，一種社會活動，一種意識型態的反映，一種歷史文獻的紀錄，一種文化創造與反思，一種政治立場的宣傳與說明，一種宗教教條的闡發與傳播，一種資訊的傳布與收受，一種廣告的技巧與應用，一種消費的運作與生產的過程，一種習俗的保存與改變，一種儀式的進行與完成……
這篇發表於1992年的文章，其實喻示了當今的文學教育，應該由更大的格局來看待文學，而文學系所的學生，亦應當將自身所受的文學訓練，運用到不同的層面上。凡此種種，體現柯老師對文學教育的關切。
曾琮琇表示，自己對於柯老師的認識，主要是來自於他的弟子唐捐。她回想起某日在唐捐的研究室裡，唐捐拿出一張紙條，其上寫著：
要繪畫地獄變相圖可以，但不要沉溺其中，忘了另一海闊天空之宇宙，光風朗日之情懷。但丁寫地獄、淨界，而終於天堂，此義亦請念之。又：黑暗之心，只是無明，並無本質義，以光照之，則無明自去，勿為逐影之舉！[1]
這是唐捐將其散文集《大規模的沉默》送給柯老師，柯老師閱讀之後所回覆的字句，從中可見其關懷與勉勵。而在與唐捐討論論文期間，唐捐曾交給她一本《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而那正是當年柯老師送給唐捐的書，書中甚至還有柯老師的眉批。曾琮琇說道，她由唐捐身上，感受到一名學者對於學生的照顧，這份溫暖的心意，或許是他從柯老師那裡傳承而來。
近年也參與教科書編纂的曾琮琇，尤其能理解柯老師對於文學教育，乃至於人文教育的努力。在〈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中，柯老師指出文學教育有五個層次，分別為：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而在另一篇〈國文教學的目的與方法〉裡，他認為經典作品應該要能激發「師生在課堂內外的人性互動」。長年以來，柯老師因應時代的變化，不斷思索著如何讓文學教育變得更好，並且參與課綱制定，曾琮琇以為，在這個意義上，柯老師的文學論述，是真正地從「沉思」化為「行動」。
作為這本書的編者之一，楊富閔首先指出，《沉思與行動》是一本「新書」，全書除了輯二幾篇涉及「現代文學」論述的經典文章，其餘篇幅，將近八成，皆是初次結集成冊。其中的輯三「行動中：文學教育的願景與實踐」，可以讀到2000年後，柯老師關於「語文教育」的批判與洞見，除了橫面性地看見他新世紀後的學術焦點，放在柯老師終其一生的學術脈絡，也得以發現半世紀以來，諸多「文學」問題此間的呼應、承繼與轉化，是研究柯慶明不能錯過的關鍵資料。換言之，本書對於理解柯慶明的寫作與文論，無疑給予一個更為體系性的視野。值得一提的是，當前人文學科在實務導向的發展趨勢之下，文學何為？文學又能何以為？同時身兼詩人與學者身分的柯老師，也在本書提供諸多文學現場的省思與觀察。
文學教育並不受限於教室空間，「回想起來，柯老師給我們的文學訓練，很不一樣，從擔任課程助理、陪伴老師就醫看診、協助慶壽研討會、整理老教授的研究室，乃至柯老師的治喪。」楊富閔說，「柯老師的文學教育是生命教育，手把手地引導我們去看到文學的『現場』，理解文學各式各樣的變化。」正是藉由一次又一次地「重讀柯慶明」，也等於透過柯老師的視角，見證不同版本的臺灣文學史的發生，這在本書輯四「此中有人：文學評論與文壇憶往」尤其得以彰顯。
楊富閔特別推薦大家閱讀〈「瘦馬」傳奇〉，過去我們較常留意柯老師的學院派身分，以及與《現代文學》作家系統的互動往還，這篇文章帶出共在現場的「軍中文藝」：無論是柯老師個人念茲在茲的軍旅經驗，以及他與軍中文藝、軍旅作家之間的關係，乃至他在現代文學通識教育對於楊喚、司馬中原、朱西甯等人作品的推介。戰後臺灣文學史，顯然還有許多層面值得我們去梳理廓清。楊富閔最後表示，他在臺北求學十年，沒有逸離文學航道，是柯老師給了他巨大的精神支持：「柯老師是『很文學』的老師。因為他在，我會感到安心。感謝柯老師給了我們非常精采的十年。」
第二場次，由潘怡帆、陳柏旭與鍾秩維主講。哲學專業的潘怡帆指出，柯老師對於文學理論和文學教育的思考，皆展開了細緻的思辨。譬如〈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一文，討論文學創作是否可以教育的問題。從西方文化傳統而言，創造的核心意涵是改變與離開，是對於繼承的脫離，以便形成新的事物，而以言說表達的文學，與創造之間具有根本性的關聯。既然如此，文學創作能夠被教育嗎？柯老師認為：「我們深切的瞭解，文學作為一種文字的藝術，正如一切的藝術，它的價值正是在於它不只是一種『製作』，而必須是一種『創造』。」然而，天才並不是憑空天降，要能施展天才，「必然先已習得了這個傳統所提供的從事這一領域之工作的相關知識與基本技能。」也就是說，必須具備相應能力，才能使天才發揮天賦，而對於文學創作的教育而言，正在於提供相應能力的訓練，以便引導創造天分的誕生。
在〈二十世紀的文學回顧：由新文學到現代文學〉中，柯老師透過分析王文興《家變》與朱自清〈背影〉對於父親的觀看，來比喻傳統與創造之間的關係。無論《家變》或〈背影〉裡的父親都是沒落的，而新時代的兒子們則準備上大學，「走一條完全新的路，父親是漸行漸遠，只剩下一個即將消失的背影」，「沒有真正指導他、幫助他的能力了。」創造意味著與傳統的決裂，但這種決裂的方式是淚光晶瑩，不得不切斷依戀，才能走出另外一條路，而這條全新的路，是奠基在抵抗傳統之中才能誕生，換言之，沒有傳統，便不成抵抗，而為了抵抗，傳統必須被認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柯老師點出文學教育中傳承的必要性，以及傳承與創造之所以可能共在的原因。潘怡帆表示：「感激柯老師是這麼一個愛書寫的人，才留下如此繁複的思想軌跡，讓我們得以反思與借鑑。」
臺大外文系畢業的陳柏旭，曾旁聽柯老師開授的文學理論課，並感受其博古通今的學識。他認為在〈從《現代文學》到「現代文學」〉中，柯老師自述其文學閱讀歷程的段落，可以總攝這本書的文學與思想理路：
一是讀了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使我對古典中國的性靈文化，心生嚮往；同時對林氏的『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志業，拳拳服膺；讀了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開拓了我對中西學術的視野，又對新民、自由等相關論述心生感動，激勵了我對確立人格，關懷社會的心志。一是偶然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前周夢蝶的書攤發現了許多現代詩集，不但使我對詩詞的愛好延伸向現代，而且開始了我對現代詩的寫作與投稿。
林語堂學貫中西，柯老師亦廣博涉略中西文化；梁啟超強調自由，而柯老師亦傾心自由主義；周夢蝶賣現代詩集，柯老師亦寫作現代詩，研究現代主義。
柯老師任教中文系長達半世紀，誠然可謂系所史、活字典。而他談及外文系的文章也不少，其中包括著名教授夏濟安、侯健與王文興，皆是臺灣文學評論的關鍵人物。陳柏旭指出，在這本書中可以讀出外文系與中文系之間的微妙張力。比如《文學雜誌》引介了新批評，夏濟安將其運用在中國舊小說，夏志清則是運用在中國現代小說，兩人的示範，在批評與創作上，深深影響了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生。而在外文系「朱顏改」的年代，朱立民與顏元叔建立了體系化的文學批評課程，外文系在中文系開設西洋文學史，中文系也在外文系開設中國文學史，當時兩系之間有密切的合作關係，這點也表現於《現代文學》與《新潮》的互動。
臺大中文系的系刊《新潮》，繼承北大同名刊物，有延續五四遺風的企圖。在青年柯慶明的帶領之下，《新潮》逐漸轉型為一份「前衛」創作的文藝刊物。這份刊物實則不容小覷，當時其上刊登一篇評論張愛玲的文章，曾經通過夏志清，驚動了張愛玲，兩人後來皆分別寫信致意，對《新潮》頗有嘉許。而《現代文學》雖是由臺大外文系的學生創辦，但後來中文系的學生也逐漸加入參與。這份刊物不僅有對於西方文學的引介，亦設有「中國古典文學專號」，曾刊登許多重要論文，譬如楊牧對古典文學的考察，承繼了陳世驤的研究路徑。
讀〈在中文系，遇見王文興老師〉一文，可知當年外文系與中文系曾合聘王文興，但王文興的主要工作是在中文系講授「現代文學」，並在其主編《現代文學》任內，指導中文系學生作「中國古典文學專號」，因而柯老師認為，王文興對中文系的影響其實是大於外文系的，他甚至將《現代文學》定位為「王老師帶進來的中文系學院性格」，由此可見中文系與《現代文學》，以及王文興的深刻淵源。柯老師寫道：「他們班（按：外文系）大多是作家的才性，所以他們班成了文學史的主角；我們（按：中文系）則大抵是文學教師或評論者的天分，因而我們成了文學史的詮釋者與推廣者。」這其實是兩系分工的結果，並無優劣之別。陳柏旭指出，透過柯老師的文章，讓我們得以參看《新潮》的「現代性」與《現代文學》的「古典性」，乃至於察見中文系和外文系兩造文學批評的軌跡。
這本書的另外一位編者鍾秩維直陳，《沉思與行動》其實是一本遲來的「學院派的戰後臺灣文學史」。
它之所以具有這樣的格局，一則由於其「全面性」，包含小說、新詩、散文、戲劇等多元文類，時間上則橫跨五○至八○年代；二則由於其「原創性」，連接古典與現代的脈絡，結合文學與社會的關係。鍾秩維進而指出這本書的編輯思路：輯一「作為志業的文學」，收錄柯老師對於文業志向的表白；輯二「沉思篇：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系統性地呈現柯老師對文學史的解讀；輯三「行動中：文學教育的願景與實踐」，呈現柯老師在社會現場如何履行其理念；輯四「此中有人：文學評論與文壇憶往」則是柯老師的回憶錄與文學批評，主要圍繞臺大文學院與學院派作家。
柯老師生命經驗豐富，除了參與中文系《新潮》與外文系《現代文學》，也擔任《文學評論》執行編輯，乃至於制定高中國文課綱，以及參與臺大臺文所的成立。柯老師無時無刻不在思考，因而「沉思」是他的重要形象。柯老師對於社會的變革也頗有洞見，喜向他人訴說看法，津津樂道也就成了他的鮮明特色。參與課綱制定是柯老師最為人熟知的「行動」，不過他最鍾愛的「行動」恐怕還是教書，長達半世紀，柯老師都在教室中講課。鍾秩維表示，《沉思與行動》的命名，一方面來自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謂「沉思的生命」(Vita Contemplativa)與「行動的生命」(Vita Activa)──試圖以標誌「哲學性」的沉思與「政治性」的行動，貫串柯老師的文業，而可視為其生命寫照；而另一方面，王德威在序言〈現代的文心〉中，則以《文選》「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與《易經》「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為此書紬繹出古典的淵源。
回到文學批評本身，鍾秩維認為柯老師文論的風格，一方面重視文本分析，一方面又有知人論事的特色，既受中國傳統的影響，又有西方浪漫派的色彩，而其文學批評式的寫作風格也和當代學院規格化的論文格式不盡相同。柯老師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兩種趨向〉中[2]，指出梁啟超關懷社會，而王國維重視美學。鍾秩維將這一看法延伸，指出前者顯示出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特徵，注重一時一地的社會脈絡，後者則為觀念論(idealism)的衍生，將文學作為一種理念，得以超越特定時空的限制。落實於方法論上，鍾秩維指出，柯老師的文學批評一方面兼含兩者，但另一方面又似乎有所區隔：討論臺灣現代文學時傾向實用主義，強調社會經驗的規範性；而討論中國古典文學時側重觀念論，主張美感精神的自主與永恆。就此而言，柯老師的文論非常複雜，充滿矛盾的張力。
讀書會尾聲，主持人黃美娥總結道：「柯老師精通古典文學，也熟悉現代文學，是真正最博學的學者。」而張淑香老師笑著說：「我覺得他是一個傻子，文學的傻子。」過去，柯老師常對學生說：「這本書你拿去看。」而《沉思與行動》就好像是柯老師以另一種形式交給學生的書。柯老師曾引殷海光之言：「人和人內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此「心」既是「人心」，亦是「文心」。在這次讀書會活動中，眾人藉由「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一起認識柯老師的文學關懷，具體理解其所思所想，進而延續其人文精神，希望能引領更多人關注臺灣文學與文學教育，這將會是柯老師、拓荒者黑野所期許的：「歡天喜地，繼往開來」。
[1] 見唐捐臉書。
[2] 收錄於柯慶明：《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