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喊叫與耳語》
影片資訊：黃文海、曾金燕 聯合導演｜中國｜2019｜color｜100mins
與談人：
黃文海（本紀錄片導演）、謝欣芩（臺大臺文所副教授）、蔡蕙如（臺大新聞所助理教授）
時間：2022年11月03日（四）上午09：00-12：20
地點：臺大新聞研究所 103教室
撰稿人：林心嵐（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一、活動緣起
本次電影放映為中正大學主辦，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影展——勞動人權台大場，放映《喊叫與耳語》一片，並邀請電影導演黃聞海出席映後座談，分享拍攝中國勞工紀錄片的心路歷程。
導演黃文海身兼電影導演、策展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等多種身分，目前為國立中正大學客座研究員，也在台灣進行中國獨立紀錄片的保存與推廣。黃文海導演自1996年開始獨立電影創作，作品包含《軍訓營紀事》、《喧嘩的塵土》、《夢遊》、《我們》、《殼》、《西方去此不遠》、《凶年之畔》、《喊叫與耳語》、《在流放地》等，多次獲得國際電影節獎勵，如第16屆馬賽國際電影節「喬治斯‧德‧博勒加德」獎；第28屆法國真實電影節最高獎；第65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等；導演並於2014年在香港創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2016年出版專著：《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且曾經策劃「決絕 – 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2017-2018，香港）、「2019、2020中國獨立紀錄片台灣巡迴展」（2019，台灣）等影展。本次影展亦由黃文海導演擔任策展主力，巡迴放映如《塵默呼吸》、《殺馬特我愛你》等多部中國勞權紀錄片。
二、電影簡介與摘要
《喊叫與耳語》由黃文海與與曾金燕聯合導演，拍攝歷時八年（2007-2015），旨在展示女性在中國和香港的私人和公共領域的鬥爭。影片以行為藝術家在街頭以刀片割面的震撼場面開啟一系列針對女性勞工權益的探索與思考，並由愛爾蘭的視覺藝術家Trish McAdam製作影片中的動畫。Trish McAdam將中國女工和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女工連結、形成視覺對話，在中國的世界工廠辦公室，對員工的監控錄影進行反監控，並反思AI與勞工的關係，最後則注視富士康工廠的連環自殺，療癒暴力下的女性身體。片中聚焦於三組面對「勞動」態度各異的女性，分別為高知識分子曾金燕、16歲起便在紡織工廠中打工的年輕女工李玲、以及奮不顧身投身進入勞權社會運動的女工洪小梅。
曾金燕於香港攻讀博士學位，但她曾因介入勞權爭取運動而受中共當局嚴密監控，甚至因此難以和當時的伴侶胡佳相見，年幼的女兒更是自出生起便生活在被監視、半軟禁的環境中。曾金燕出自寂寞，開始拍攝一系列影像日記，從中可見曾金燕同時身為妻子、母親、勞權社運工作者和博士生的多重壓力，同時還必須面對中共當局的脅迫。即便如此，曾金梅依舊堅持其政治立場，以拍攝紀錄片與寫作文章的方式努力發聲。
李玲作為中國女工現狀的典型代表：教育程度不高，只有初中程度學歷，在工廠中如同機械一般日復一日重複相同的瑣碎工作。她從16歲起便離開家鄉農村到城市裡的紡織工廠打工，時隔七年依舊蝸居在家徒四壁的員工宿舍中。訪談中提起她對於婚姻的想像，她卻說和長輩介紹的「男朋友」形同陌路，很少通電話，一年當中也只有農曆年返鄉才會見面，連對方從事什麼工作都一無所知。
洪小梅身為廣東工廠女工，卻展現出與李玲截然不同的態度：她無法漠視廠中其他女工被資方壓榨，卻因為無文化（學歷）、人脈、甚至沒有社會保險等等福利而無力反抗，集合工人們挺身而出，到政府機關爭取勞工權益。但這種種作為也對為這些工人帶來了危險——警方暴力鎮壓群聚工人們，並逮捕其中領導者之外，洪小梅也在工廠中被迫調職，新職位也遭秘密監控。最終洪小梅被廠方藉故辭退，而她也趁此機會投身進入勞權NGO，為爭取勞工權益更加努力。
最後片中紀錄2010年富士康自殺事件以及香港雨傘事件，由此二者回應在中國或者香港，要發出與官方不同的聲音如何有其艱辛之處。
片中使用大量女工訪談片段，以及許多勞工上街遊行遭到暴力對待的歷史照片相互對照。
三、映後座談側寫
導演在映後座談談及此片拍攝背景：中國所謂「農民工」族群約有7-10億人口，佔中國人口超過一半，但中國的媒體並不健全，這些基層人民的聲音是不被聽見的，如果要呈現相對於官方或當權者的聲音，只能利用紀錄片的形式補足這些聲音。
導演分享，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為籌措工業化發展的資金，成立人民公社，但此舉犧牲大量農民經濟，甚至在1962-1963年時因自然災害而造成大量農民死亡。在1992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後，許多農民為求生計到城市中謀生，而形成大量「農民工」族群。但由於中國的農村和城市戶口政策，這些農民工被迫和家人分居，因而形成如李玲的情況。
臺文所謝欣芩老師首先提問，在拍攝勞工紀錄片時，會遇到何種困難之處？導演回應，進入工廠必須透過特殊人際關係引介。相較與此片姐妹作《凶年之畔》拍攝男性勞工的長片，得以進入工廠與工人一同起居，《喊叫與耳語》只能以訪談形式獲取女工的生命切片。除此之外，《喊叫與耳語》也因著影像素材駁雜（有曾金燕的影像日記、訪談、抗爭現場照片以及愛爾蘭導演的動畫創作等），採用了和過往直接電影拍攝方式截然不同的剪輯手法。片名中的「喊叫」意指工人們激烈的抗爭行動，「耳語」則代表這一切在中國實際上是被噤聲與壓抑的；而素說女工的故事，實際上也是和《凶年之畔》最後一章〈一個女工的微笑〉相呼應。2010年的深圳富士康墜樓事件對此片影響甚大，片中特別改寫許立志（1990年7月18日－2014年10月1日）詩作〈一顆螺絲掉在地上〉（註一）：「人自殺了，不是一顆螺絲釘掉在地上（Someone committed suicide, it was not like a screw falling to the floor.）」
新聞所蔡蕙如老師接著提問，認為片中女性的「身體意象」十分強烈，無論是從割面行為藝術家、曾金燕和她的女兒，或是面對「勞動」不同態度的女工們，導演都讓被攝者的面貌清楚呈現於動畫和影像裡，而非隱沒於大眾之中。對此導演回應，愛爾蘭導演Trish McAdam在影片製作期間沒有親自到訪中國，而是在某次電影節因緣際會之下觀看了粗剪的片段，對此深深感動而提出願意製作動畫。動畫中將中國女工的面貌清楚呈現、並將中國情況和英國工業革命的紡織女工相互對照都是出自Trish McAdam之手，至於拍攝此紀錄片的動機，則受到國際學者如Rosa Luxemburg（1871-1919）所重視的女權和勞權議題所影響。導演也特別強調，曾金燕和女工所展現出的抗爭是不同層次的，前者是政治、思想和智識角度，後者則聚焦於經濟層面。但令人驚訝的是，朱小梅在16年的打工生涯中被監控，並非來自中共當局，而是日本公司。由此可見，中國勞權的問題在全球化情況之下，已經到達並非中國內部可以自行解決的程度。
緊跟著全球化的問題，同學也提問：曾有論著提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似乎可以被視為女性走出傳統父權農村社會的機會。導演提出「舊中國」和「新中國」的概念予以回應，認為雖然「舊中國」的傳統農村產業經濟看似在「新中國」得到轉型，但實際上農民在「舊」社會中如同農奴的存在，到了「新」的社會中卻僅僅成為了「工奴」。甚至於因為土地太少、政府賺取剪刀差的情況之下，農民在農村無法謀生，不得不前往城市，但因為城鄉戶口政策，階級無法翻轉，造成新世代也不斷複製如此「農民工」的困境。也因此本次影展也選播訴說1992年後出生的新一代農民工的故事《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指出，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後，中國當局也沒有因此改善工人的福利，反而利用他們的身份剝削。導演在拍攝紀錄片前以為工人會因如同賤民的弱勢身份只能逆來順受，沒想到在廣東地區發現工人竟然能夠自組抗爭團體，而且論述能力之高前所未見，也因此興起拍攝此片的念頭。
同學也提問，導演在台灣保存和推廣中國獨立紀錄片有遇到何種困難之處嗎？導演回應，其實在2019年佔中事件之後，在台灣觀看中國獨立紀錄片的中國留學生有驟降的趨勢，在香港也不太可能播映這些影片。即便在台灣，關注中國獨立紀錄片的人也相對少，主要集中在如清華大學等學院內部，在香港中文大學也有部分收藏和放映。導演也強調，獨立紀錄片是在中國第一線、底層人拍攝底層人的重要資訊來源。
四、結語
同學在映後座談提出，《喊叫與耳語》的敘事結構十分特殊。導演說，影片敘事結構由個人的抗爭展開，往群體的抗爭推展，但其實，這些故事都是為片頭觸目驚心的割面行為藝術補充和延展——追根究底，拍攝的目的還是把勞工生而為人的一面向公眾訴說，將「人」的處境忠實呈現。對導演而言，如朱小梅等，為無權勢者用思緒清晰、邏輯清楚的語言發聲，將能動力還予底層人民，正式「美」的語言之呈現，導演也希望能藉此展現「中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