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黃崇凱（知名作家）
主持：張文薰（臺大臺文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2年8月25日（四）下午16：30-18：0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林裘雅（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次演講，作家黃崇凱將要分享申請國內外駐村的經驗，並思考駐村經驗對作者本身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和文學生產制度又有什麼樣的關聯？各國的差異又是如何？最後，他將以這些經歷為基礎，和大家談論作為一位作家，對當前政府的藝文政策、補助制度及駐村計劃的一些想法與建議。
美國佛蒙特工作室中心（Vermont Studio Center）（2013）
黃崇凱的第一次駐村經驗，在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Johnson小鎮的Vermont Studio Center（以下簡稱VSC）。VSC邀請世界各地的藝文工作者到當地駐村，期間為一個月，一梯次約50人左右，主要為裝置或視覺藝術創作者及寫作者。駐村期間，VSC提供藝術家小木屋做為獨立工作室及起居處，提供生活飲食，辦理藝文活動，並要求每位駐村者至少登記進行一場朗讀會。駐村期間，VSC也會邀請在美國藝文界已有成就的研究者或藝術家，在短期內與駐村者共同生活及討論創作。在VSC時吃飯的時候，他盡可能與其他藝術家併桌，問能不能參觀工作室？或是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書寫者交流小說，相互推薦好作品。在此期間，他往來最多的是科麥隆的黑人藝術家，以及兩位古巴的藝術家（兩位古巴藝術家間不太熟悉）。
雖然VSC會辦活動，生活也還算自由，不過要一邊適應新環境，一邊參與活動，駐村期間又只有一個月，其實不太容易靜下來書寫。另一方面，語言及講者專精的文類各有不同，因此對以小說創作為主的他來說，要說這次駐村有沒有書寫技藝上的刺激，他可能會持保留態度。在VSC的收穫，比較是和難以相遇的藝術家交流的回憶與體驗，看似無形、無法量化，卻對他產生深層的影響。若僅待在臺灣這個環境，或許很難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交流，也許得透過美國這個第三方，才有辦法和世界另一端的人們相遇。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2018）
1967年，聶華苓與任教於愛荷華大學的丈夫Paul Engle（保羅‧恩格爾）成立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以下簡稱IWP）。IWP邀請來自不同國家、族群和文類的作家及編輯駐村。每年約有20到30個國家，選派作家與編輯來到IWP，參與者年齡跨度較大。早期駐IWP需要一年，後來因多位作家反應時間過長，因此到黃崇凱去駐村時，時長已經改為兩個半月，日期則是8月中下旬學校開學到11月初。
駐村作家必須配合愛荷華大學的課程。一個是愛荷華大學的「世界文學」課程，在課堂上講述自己國家或族群的文學創作脈絡，並聊自己的創作。另一個是參與翻譯課程，和翻譯專業的學生合作將作品譯為英文。除了參與課堂外，每隔一段時間，IWP會邀請藝術家或作家來訪問，為期一到兩個星期。雖然IWP沒有要求作家在駐村期間產出個人創作，但配合活動，還是得寫一些講稿之類的小文章。例如他駐村當時和愛荷華讀書節時間重疊，因此他被安排和一位美國新興黑人女作家共同座談，不過當時座談人數不多，讓他印象深刻。IWP安排的活動看似充實，但老實說，他已經很少回想在IWP的時光。適應新環境的同時，又需配合眾多事務，其實負擔不小。
柏林文學學會（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2019）
成立於1963年的柏林文學學會（以下簡稱LCB）主要目的是推廣德語文學。文化部每年引介2到3位臺灣作家到德國駐村一個月，居住地在萬湖（Wannsee）。通常這個地方是提供給世界各地的德語翻譯者居住，他們可以來這裡邊休假邊尋找德文資料，或接觸德國文學新資訊，因此他去駐村時，大多是遇到德語系的作者或翻譯者。LCB常辦理座談，不過都以德語進行，這對他來說比較難投入其中。除了靜態的朗讀，LCB也會辦理音樂與戲劇表演。
黃崇凱的駐村期間，正好與萊比錫書展同期。雖然文化部有參展萊比錫書展，但由於前期去的臺灣作家作品都沒有翻譯成德文版，也不會說德文，所以交流上有些困難。由於後來文化部發現效益不好，因此基本上後來的作家就有較多自由活動，也不需要準備課程跟演講，他們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有參加朗讀活動。這個活動有專業的德語朗讀幫忙唸，作家只要唸一小段中文讓大家感受。對他來說，這是段享受的時光。
臺灣文學學會駐校作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20）
臺灣文學學會推動臺灣作家到不同大學的臺灣文學系所互動，黃崇凱也曾被邀請到成功大學當駐校作家，與該校台灣文學系的成員們交流。他向成大台文提議，能一起設計一些以他的背景、專長、興趣和能力可以做到的活動，讓作家與系所課程、教授及學生之間有更多交流與互動。因此，最後討論出的活動是維持一堂演講，另兩堂形式改為「座談」及「讀書會」。座談部分，他希望可以找所上有創作的學生，閱讀跟討論他們的創作，來了解現在的年輕寫作者對寫作的想法。讀書會則緣於他已在2020年底已經完成《新寶島》初稿，他想或許能將初稿分享給同學，透過小型討論會，得到同學對《新寶島》的評論並進一步交流。對他來說，他覺得能夠討論如何詮釋作品，以及能認識、了解新興創作者的想法是很難得的經驗。
國家人權博物館（2021）
國家人權博物館正式成立於2018年，之前都是籌備處，掛牌後才有比較多預算規劃駐館作家企劃。國家人權博物館在2019年邀請陳列為第一位駐館作家。作家陳列曾在景美看守所受刑，在土城結束牢役。對作家陳列來說，他自己很想要回溯並整理過往坐牢的日子之於生命的意義，但是對陳列這樣經歷的作家來說，他必須重新跟自己的記憶交手，用更大的脈絡理解那段歷史，因此他當時寫的作品刪改很多次，到現在要完成作品對他而言仍舊是不容易的事情。
國家人權博物館對駐館藝術家繳交的作品沒有太多要求。因此一開始他本來想寫1970年臺東泰源事件本身的故事，但做功課以後，發現這個事件可再書寫的空間不多，因此改成寫1970年的政治事件。本來人權館可以輔助調閱政治檔案，但後來發現在官僚體制中，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經歷層層程序，因此調閱檔案曠日廢時，資料拿到了才發現其實不一定用得到。如果要等檔案調閱完成再開始創作，會趕不上期限，所以後來他就採用了自己原本寫小說蒐集資料的方式來完成創作。
美國文學生產制度觀察
兩次的美國駐村經驗，讓作家黃崇凱觀察到美國當代藝文界體制運作方式。有些駐村藝術家會選擇修讀MFA（Master of Fine Arts，藝術與設計碩士學位）學位，畢業門檻是交出作品並闡述創作理念。MFA在美國是一個快速拓展中的學位，依他當時的觀察，美國各大院校設立的MFA數量，至少能扶植1到2000位作家。在MFA的體制中，有各式各樣的基金會、機構跟單位讓藝術家去申請補助，藝術家可到各個地方駐村。美國有許多駐村單位，讓修讀MFA的學生或老師可以頻繁往來。駐村單位有層級差異。若以MLB（美國職棒聯盟）制度來形容的話，VSC可能接近1A或2A，IWP則為大聯盟。比如IWP的駐地作家，都已經在各自的領域裡有一定的文學成就與作品數量。相較之下，VSC的駐村者創作階段就不太一致。
MFA除了能提供寫作者在創作上的實際幫助外，另一個功能是幫助藝文創作者建立在藝文界的人際網絡。以文學界為例，寫作者透過認識授課老師或到各地駐村，比較容易接觸在美國文學界有聲望的作家或出版界人士，畢業後較有機會被引介進大學教創意寫作，或是與出版社簽約。因此，現在比較年輕的美國作家，通常有到某大學就讀MFA的經驗。
政府補助、駐村及作家間還能如何可能？
回歸今天的主題，黃崇凱認為，駐村與文學生產，不是一比一的等價交換。駐村之於作家的影響，是作家因移動到他方，建立不可能在原生地建立的人際網絡，經歷種種事件。讓作家將這些記憶、人際網絡對自己帶來的影響，帶到未來的作品去，比較是駐村的意義。
談回臺灣，他認為當前的駐村制度有些需要商榷之處。有些駐館條件流為形式，另一些則是負擔較重。最根本的問題是駐館補助金額幾乎都不足以支撐藝術家的生活，甚至需要倒貼。在這樣的情況下，駐村對藝術家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政府若想讓駐村、駐館制度化的話，他認為這些面向必須好好思考。
同學提問：「你心目中完善的駐村規劃，可能是什麼模樣？」黃崇凱說，以美國作家為例，他們拿到基金會補助後，基金會並未硬性規範繳交作品時間。因此，有一個能穩定自行營利的基金會扶持駐村計畫是重要的。他也希望這個基金會可以了解臺灣作家的職業生態，提供作家良好的生活品質同時，也讓他們按自己的步調完成創作。此外他也提到，政府的國外駐村計畫補助很像採購案，會讓作家煩惱單據核銷。
張文薰所長接續這個話題。她說，這次講座的問題設計起點，就是她觀察到臺灣的公家單位制度與自由的創作間有些張力，這些問題是臺灣獨有的，讓藝文工作者對「政府補助」感到進退維谷。黃崇凱接著補充，臺灣目前的藝文政策方向，是在模仿韓國的文化產業振興院（即臺灣文策院），想將臺灣的各類藝文創作推廣至國外。不過韓國補助行之有年，制度完善，也願意挹注豐沛的資源，相較之下臺灣就顯得還在發展。鄰近的日本則完全相反，日本作家想讓自己的作品外譯只能靠機緣，因為日本沒有系統性的版權外譯機構，政府也不補助。張文薰所長回應說，美國大學幾乎都有日文系，或東亞系裡也幾乎都有日文研究組，因此美國的日本文學愛好者都有管道，知道要從哪個脈絡讀日本文學。
張俐璇教授接著提問兩個面向的問題，一是創意寫作制度化，另一則是朗讀與創作的關係。首先若以駐村經驗來看，他覺得臺灣的大專院校能否發展創意寫作？學校若有駐村制度，可以怎麼跟藝文市場接軌？其次則是想問，各國作家都習慣朗讀會嗎？
黃崇凱先回答朗讀與創作的關係。在國外朗讀會很普遍，更有作家舉辦收費朗讀會。雖然他私心覺得收費朗讀還不錯，可以讓作家維持生活，但在臺灣舉辦好像有點違和，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現在的國語是一種很人工的語言，所以朗讀起來會怪怪的？他還沒有定論。創意寫作的部分，他認為還有很多可討論之處。比如說，寫作可不可以教？某個寫作風格被大量呈現，對文學界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有助於文學的推進嗎？假如作家投入創意寫作教學，雖然能維持穩定收入是一件好事，不過相對他也要投注時間在教學上，可能反而壓縮到個人創作（除非像哈金一樣，有異於常人的自律與精力）。
本次黃崇凱分享的駐村經驗帶來許多洞見。首先，黃崇凱觀察到各國文學生產制度對寫作者的影響不一，寫作者在不同資源下，發展出不同策略應對。其次是駐村制度對藝文工作者及作家的影響。對他來說，即使不適應環境及繁忙的駐村活動，但帶著真誠的好奇，與不同文化背景的藝文工作者建立人際網絡的連結，對創作者影響最為深遠。最後，他提出政府補助制度、駐村制度及文學創作的觀察與建議。政府補助跟駐村單位可以思考：單位想跟申請者建立什麼樣的關係？是否能在擬定企劃時，照顧到申請者在創作與生存間的平衡？如果能因應各個申請者獨特的經歷來完成計畫，對雙方都會有更正向的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