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陳榮彬（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主持：張俐璇（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3年11月21日（二）下午14:20-16:20
地點：臺文所會議室
撰稿人：黃百晟（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作為「臺灣文學史料與研究文獻」課程的最後一堂課，我們請來了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的副教授陳榮彬老師，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講。在課程的前幾週，學生們閱讀了大量日治時期乃至戰後的史料與文獻，關注的是臺灣文學內部與其被外界的影響。今天的演講則轉換了關注的視野，討論的是臺灣文學長久以來翻譯、推廣到世界各地的外譯史脈絡。
榮彬老師首先通過海德格「入世」（worlding）的概念開場，目的在於探討翻譯活動背後的動力，也就是將臺灣文學推向世界各地的「動能」之所在。這樣的動能勢必涉及其他地區讀者的喜好與品味，唯有將作品翻譯成國外讀者得以接受的譯文，外譯才有可能。因此，作品一經「入世」，便勢必會產生大量的差異之處，則這些原文到譯文之間的轉變，就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
臺灣文學在世界文學領域的初登場，為陳紀瀅的《荻村傳》（1959）與陳若曦的《招魂》（1962），主要目的在於將臺灣文學推廣到當時的東南亞等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兩種意識形態進行對抗的地區。即以一種非常欣欣向榮、具有朝氣的「新中國」姿態，與當時十分封閉的共產中國進行比較與抗衡。因此，榮彬老師也將臺灣外譯的這第一個階段，稱之為「新中國時期」。
接下來，我們將通過實際的作品，來理解翻譯運動的實踐過程，首先是張愛玲翻譯的《荻村傳》。我們可以從譯文與原文的多處差異意識到，張愛玲的翻譯完全不是所謂的「直譯」，而是在翻譯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改寫。如文中第七頁描寫飢餓的人遠去的情節，張愛玲就以完全不同的敘述方式進行詮釋；又如同一頁中描寫人、動物屍體拼湊在一起的殘忍畫面，張愛玲就加了一段義和團的敘述，來增添情節的合理性。並且，我們也能從譯文中的一些改寫，看見張愛玲自身對於歷史的詮釋。如十一頁中陳紀瀅提到義和團是皇上許可的，張愛玲則將許可者改成了慈禧太后。某些地方，張愛玲甚至會整段刪掉不翻，讓我們意識到翻譯者如何在翻譯的過程中，也成為了創作者。
下一個例子是聶華苓。聶華苓作為譯者最大的特質在於她十分擅長平衡句子的重量，過於複雜沈重的地方她會選擇直接刪掉，過於簡單的地方則會進行大量的補寫。如歐陽子〈牆〉中提到的「英國浪漫文學史」，聶認為過於瑣碎便直接移除；而同一段裡的「做白日夢」，聶則認為過於簡略，便進行了大量的增寫。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在聶的譯文中看見大量「增寫」的部份，榮彬老師認為，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是因為早期的這些譯者多半具有作家身份，因此比較會把翻譯視為另一種創作。
1972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參與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也培養出許多優秀的譯者，如葛浩文、陶忘機等。筆會的主編殷張蘭熙對於翻譯的理解，是必須「保持作品的原有風味」，若碰到俚語或俗語時，便需要音譯並且加上註解。例如林海音《城南舊事》中寫到母親不標準的口音，將「豬肉」唸成「租漏」、「肥」唸成「回」；殷張蘭熙便以pork和bark、fat和fly來表達，既保留了諧音也體現出人物不標準的發音。
接著，榮彬老師提到，臺灣外譯史上有一位十分特別的角色，其作品一再被重譯，他就是白先勇，如〈芝加哥之死〉有兩個譯本、〈冬夜〉有三個譯本。有趣的是，白先勇《臺北人》一開始並不被翻成《臺北人》，而是《遊園驚夢》。榮彬老師認為很大的原因，來自於早期學者仍傾向將《臺北人》視為中國文學；如夏志清就將《臺北人》視為「民國史」，這才選擇較為接近中國語境的《遊園驚夢》作為譯本書名。另外《孽子》譯本的書名選擇也十分有趣，英文版放棄了「孤城孽子」的形象，選擇了更能突顯「同性戀小說」特質的《水晶男孩》（Crystal Boys）作為譯名。之後各國譯本基本就遵照《水晶男孩》此一書名，其中義大利譯本因其出版社存在大量以「男孩」為名的書，因此改以《夜晚的師傅》（Il maestro della notte）作為書名，也值得注意。
最後，榮彬老師表示他近期都在關住原住民小說的外譯情況，因此他想藉由夏曼．藍波安的作品，來向我們介紹原住民文學的外譯特質。基本上原住民文學最大的特色，便是作者會將自己的族語或文化習俗以漢文的方式表達，以此書寫出一種十分特別且具有風格的句子。可惜的是，這些句子在翻譯的過程中總是難以被完整保留。如〈大缸魚〉中描寫魚「像蒼蠅般地」就被直接刪掉，〈黑潮親子舟〉以「英雄般」去形容船，在多個英譯本也被刪掉或抹除原意。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質是，原住民文學的雙重翻譯情形。以達悟族對於魚的分類法為例，所謂的「男人魚」和「女人魚」本身便已是達悟族人為了讓漢人理解而翻譯後的產物。其原本的意思應當是「真魚」與「壞魚」（真魚男人女人都可以吃，壞魚女人不能吃），而這樣的原意在雙重翻譯後，便基本失去了真正的意涵，這是同樣非常可惜的地方。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通過上述的討論，發現到翻譯運動的複雜之處與困難的地方。榮彬老師以「不斷重寫的過程」來形容臺灣文學的外譯史，直到現在臺灣文學的外譯也仍舊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如此的臺灣文學之「入世」歷程，非但攸關著國外讀者對於臺灣文學的認識，也至關重要的體現著臺灣文學在世界文學場域中主體化的過程，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