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陳培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張文薰（臺大臺文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1年05月05日（三）晚上19：55-20：45
地點：臺大藝文中心雅頌坊
撰稿人：蔡孟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台語歌曲和工業化、人口移動
台語歌曲在一九三零年代開始萌發，以閨怨、俗謠、歌仔戲為主流，至一九六零年代進入全盛期。一九五、六零年代時值台灣農村土地改革、工業化時期，大量鄉村人口往城市移動，描繪離鄉、思鄉以及貧困、失業、漂泊的台語歌曲，遂成為經濟轉型和農業衰敗下，本省農村男女前往都市打拚的勞工奮鬥史詩。
犧牲農村換取工業發展雖是常態，但台灣的農工有階級性、地域性和族群性，形成以本省人為主的社會邊緣人情緒。上述社會變遷情形與日本有類似性，台語歌曲遂大量翻唱日本作品，同時強調社會邊緣人的情緒以符合台灣社會現況。此外，台日差異在於政府配套措施的有無：日本的「集團就職」措施，使都市與鄉村勞動力能互相配合；台灣則無相應措施，只能自力救濟、一個人不安地到都市尋找工作，這也造成了台、日「自力救濟怨念」的強弱差異。
《雲洲大儒俠》的武林世界
《雲洲大儒俠》在一九七零年代是台灣收視率最高的布袋戲，其雖改編自《忠勇孝義傳》，然其忠孝節義色彩相當淡薄，人物是「俠」同時也是社會邊緣人，雖然不斷沉淪卻又活得精采，儼然是人生挫敗組的烏托邦。布袋戲的「武林」忽略現實、演繹虛幻情節，具有「超能」的武功強者，大多身心殘缺或「失能」，形成「以弱為強」的情節。視覺上訴諸「失能＋自力救濟＝超能」的劇情公式，逆轉弱者定義，惟常因劇情張力而強調「失能＝超能」；聽覺上布袋戲的主題曲則回歸現實，訴說挫折時「自我救贖」的必要性。此種製作結構上的「分進合擊」，使《雲州大儒俠》與當時社會互為文本，成為中下階層試圖逃避國家機器、嚴酷現實的心靈寄託。
國家機器下集體失能的勞工
一九七零年代的「台灣經濟奇蹟」係由農村大量外移的人口所支撐，同時為了彌補美援停止後的資金缺口，制定許多優惠資方的法律制度，加上彼時台灣並無真正工會，受政黨、軍方介入甚多，儼然資方天堂，勞工則成為被異化的邊緣群體。至一九八八年為止，戰後未有勞工運動發生，形成工業公民權的失能。《雲州大儒俠》與工業公民權失能的社會相互召喚，視覺上賦予弱者烏托邦，主題曲則為勞工理想自我形象的投射。
被「中國強」摧毀的烏托邦
然而，布袋戲與中國國族認同、儒教倫理幾乎無涉，且以台語演出，人物往往屬於向下沉淪者，如此種種與國家機器意識形態藏有矛盾。一九七四年六月《雲州大儒俠》停播前夕，出現救世主般的人物「中國強」，集合黨國特徵於一身，無須失能即超能，與原劇情邏輯有所扞格，而被「中國強」摧毀的弱者烏托邦，則讓《雲州大儒俠》收攏為政府文化治理策略的一環，成為對統治者的表態。此種「救世主」意識型態在六零年代的電影如《蚵女》、《養鴨人家》也一再出現──在政府的建設輔導下，農漁村獲得救贖、進步。
結論
布袋戲及其前後時期的台語歌曲，反映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浪潮下的台灣本省人遭遇及心境，對於「誰是救贖者」隱約提出不同於官方版本的答案。然而，《雲州大儒俠》與政府治理政策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決定了它終止的命運。
(本篇文稿參考陳培豐老師演講當日播放之PPT講綱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