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陳允元（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持：黃美娥（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時間：2025年11月11日（二）下午15:20-17:20
地點：臺大人文館530教室
撰稿人：鄭閔聰（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場講座邀請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陳允元教授，為同學介紹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壇生態。從「前進中央」談到「日人在臺」，講座將介紹 30 年代臺灣與東京文壇的互動交流，以及 40 年代西川滿在臺建構「外地文學」的策略思考，藉此了解臺灣文學如何由島出發，環行世界，開展自身的座標定位。
知識青年的養成與其嚮往
講座開始，陳允元教授首先指出日治時代的「文藝青年」，他們所秉持的文學觀與現在不同，將文學視作「媒介、工具」，在西學東進的轉型時代裡，寄望文學（尤其是小說文類）能夠喚醒大眾，反映現實。這些青年重視小說的社會功能大於美學價值，換句話說，他們更接近於「運動青年、社會青年」；然而，隨著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開始鎮壓內部的反抗勢力——逮捕日共份子、解散臺灣民眾黨，這些社運青年失去了實質的活動空間，無力再次發起實體的抗爭運動，曾經作為傳播工具的文學，於是獲得了加重的關注。
青年們不只更加重視文學的藝術價值，約於1905年左右出生的他們，在教育體系的訓練後，已經能夠熟悉、掌握日語，漸漸嚮往進軍「中央」的東京文壇，走入文學的最高殿堂。譬如：1937年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了《改造》雜誌第九屆的小說佳作獎，與先前1934年楊逵〈送報伕〉、1935年呂赫若〈牛車〉都是成功抵達中央文壇的重要作品。其中，楊逵不只是透過〈送報伕〉展現了殖民地的現實，受到關注後，也廣泛拓展日本文學界人脈，利用日本雜誌向世界介紹臺灣文學。
前往、抵達，還是走過東京？
這群日語世代的青年，陳允元教授認為他們，除了創作優勢，他們還能藉此接觸世界文學、思潮與哲學；因當時日本書市已出版大量日語譯介作品，即便不懂歐美語言，也能閱讀西方思想。
這也是為何當時臺、中會有大批青年留學東京。東京作為西洋文明的轉譯站，藉著翻譯將知識快速傳播至東亞各地。然而，所有青年的目標都只是東京嗎？只是抵達東京嗎？陳允元教授提問後，隨即舉出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的大會標語：「把臺灣的一切路線築向到全世界的心臟去！看我們的藝術之花在世界心臟上開放吧！」
其實青年所認為的「世界心臟」並非東京，而是法國巴黎。雖然能親赴巴黎的人極少，但這份嚮往未曾消失：劉吶鷗因家庭緣故改往上海，被視作講著「東京腔臺語的福建人」；楊熾昌則前往東京，返臺成立「風車詩社」後仍不忘巴黎。他曾以三種說法解釋「風車」一名，一為巴黎的紅磨坊、二是鹽田上的風車，陳允元教授表示比起前兩種說法，他更能同理最後一種說法——「為臺灣詩壇送新風」，即引介外國思潮，帶動臺灣發展。
西川滿與外地文學
接續進入40年代，1937年報紙漢文欄遭禁以後，臺灣文藝界陷入停滯期。此時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西川滿創立的《文藝台灣》，以及1941年與之對抗，由張文環主導的《台灣文學》。陳允元教授認為，兩方看似對立，卻將先前分開的日人與臺人創作線糾合在一起。
西川滿三歲來臺，住在大稻埕入口（今北門捷運站附近），是一位非常「臺灣化的日本人」，作品中經常融合臺灣的民俗風景。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深受老師吉江喬松影響，返臺擔任報社主編，潛心發展臺灣的「外地文學」，此概念源自法國南方的普羅旺斯文學，以「南方感、方言」與法國中心的巴黎文學相互較勁。
對比回臺日關係，西川滿在臺創設的《華麗島》、《文藝台灣》雜誌，以及個人作品《媽祖祭》，諸多刊物、創作都可見到臺灣民俗元素，刻畫獨有的南島風貌。但陳允元教授提醒到，西川滿看待臺灣歷史的方式仍帶有殖民者的位階目光，認為臺灣文學是因其「取用與創造」才出現的「華麗島文學」。此一觀點同樣出現於，島田謹二的文章〈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中。
「臺灣的文學跟臺灣文學有什麼差別？加一個の有什麼差別？臺灣人不喜歡嗎？茶的魔手也要寫茶の魔手。」
其實這一個の字的區別，就是臺灣文學和外地文學的界線所在。前者是自備主體性質的在地創作，後者則是虛化臺灣，屬於日本文學的延伸變體，外地文學不可能脫離內地文學而獨立存在。
小結與其後
陳允元教授回顧了青年的移動軌跡，展現了「前進中央」的多種路線。突顯了臺灣人「前進中央」的多種路線，指出兩地文壇之間並非單向傳播、接受，卻有來回的、交錯的影響可能，間接點明臺日彼此不是單純的「被殖民－殖民」關係。更呼應講座後半所討論的「日人在臺」議題，陳允元教授藉由西川滿的案例，帶領聽眾思考當年的知識青年如何在不同的志向中，建構出複數的「臺灣文學」。
在陳教授的引領下，我們一探日治時代臺灣文學的豐富面貌，也看見了許多充滿前景的研究可能。在熱烈的掌聲中，本次演講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