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鄭睦群（淡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李登輝基金會執行長）
主持：楊雅儒（臺大臺文所助理教授）
時間：2022年11月18日（五）下午13:20-15:10
地點：臺大臺文所會議室
撰稿人：韓承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說到當代台灣較積極參與政治、社會的基督教派，長老教會或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而如果今天我們看到有長老教會信徒在路上高舉著台獨旗幟遊行，或許也不會覺得哪裡奇怪。不過，你能想像長老教會也有過很「華」的時候嗎？他們從大中國認同走向台獨主張的契機是什麼？轉變的過程又是如何？本次演講由本所楊雅儒老師邀請李登輝基金會執行長、淡江大學歷史系鄭睦群老師，將為我們一一解答這些問題。
說起為什麼開始研究長老教會？鄭老師分享他的長老教會基因，雙親的家族都是綿延三代的長老教會信徒，到他已是第四代。包括鄭老師自己，家族裡有好幾位長老、牧師。鄭老師四歲起就在淡水生活，就讀淡江中學、淡江大學歷史系和碩士班。在決定研究方向時希望能將自身所學貢獻給教會，因此也決定以長老教會作為碩論題目。論文主要處理淡水長老教會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轉變過程，以及美援時期教會如何處理物資發放的問題。
長老教會在台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65來到台南宣教的馬雅各牧師，北部的教會則是從1872年馬偕牧師開始。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長老教會仍然是基督教在台最大的宗派，現存大約有1290間教會、25萬信徒。雖然較少超大型的分會，不過今日我們在路上看到的教會，絕大多數都屬長老會。若在原住民地區比例又更驚人。也因為歷史悠久，累積了相當完整的事業版圖，包括遍及台灣北中南的多間醫院、學校、神學院等等。長老教會不同於其他宗派的最大特色，便是她的民主代議制度。從會員、執事到長老一步步透過選舉組成長老會議，即長老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會議代表也從地方教會、區會、中會到總會一層層選舉而成。因此召開年會時就會有來自各地的長老齊聚到台大附近的長老教會總會。
除了代議民主，長老教會最為人所知的是其本土化傾向。舉例來說，馬偕牧師身為蘇格蘭裔，出生於加拿大、認同的國籍是大英帝國，然而心靈最後的歸宿是他落腳三十年的台灣。他學習台語、娶台灣人為妻，更自願埋骨台灣。馬偕抵達台灣後大約四個時間月就能夠用台語講道，後半生都奉獻給台灣，更是生前就預告要葬於此地（註一）。而馬偕牧師太太張聰明也是個傳奇人物，他從馬偕的學生搖身一變為牧師娘，曾經偕同馬偕返回加拿大，因此成為史上第一個環遊世界一周的台灣人。馬偕牧師作為台灣長老教會的一個精神縮影，長老教會就是根植台灣最久、最重視本土的教派，信徒也自然會更重視認同和自決的議題。
討論至此，都還不脫大眾對長老教會的既定印象。鄭老師開始分享他碩班時期翻閱《台灣教會公報》的意外發現。一九八〇年代的長老教會已經有許多成員投入黨外、民主運動，也公開聲援鄭南榕、在市長和總統選舉支持陳水扁。包含長老教會三篇代表性的聲明稿，都符合鄭老師從小認知的長老教會形象。然而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教會公報》卻瀰漫大中國思想，滿是對傳統中國文化和制度的認同。甚至1975年蔣介石過世的報導，看不出和其他國民黨報紙有何差異。除了以「民族救星」稱之，還渲染成是基督教的重大損失云云。對此，鄭老師詢問教會師長的答案是「威權時代，不得不然」。老師卻始終覺得這樣的說法有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報考了博士班。
從大中國逐漸走向台獨，鄭老師認為戰後長老教會國家認同轉向的時間表，其實和大多數台灣人差異不大。回顧戰後長老教會歷史，1947年二二八事件曾有長老教會的執事遇難。1948年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rches，WCC）在荷蘭創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宗派國際組織，而台灣長老教會在1951加入。加入這類國際組織的好處除了能和世界各國保持聯繫，也能夠將當時戒嚴時期台灣人的處境宣傳出去。但1961年WCC接納共產國家的東正教會加入，引發國內基督教反共團體和國民黨政府的注意，也迫使長老會於1970年聲明退出（當時的總會議長謝緯醫師離奇過世），而這也是台灣史上第一次長老教會和官方產生矛盾（註二）。
同一個事件也造成本省教派和外省教派分裂。是1965年的基督教來台100周年紀念活動。一開始長老教會和外省教會合作密切，但在普世教協事件後外省教派就悉數退出，只剩長老教會獨力舉辦。國民黨政府也藉此掌握了比較不聽話的教派清單，並且開始跟監、騷擾、攔截長老教會刊物等的打壓手段。到了七〇年代是長老教會和政府正面衝突的開始。七〇年代台灣遭遇外交上的重大挫折，國內外都有不少抗議行動，長老教會的三篇重要宣言也因應時代而生。分別是：
一、1971年的〈國是聲明〉：台灣退出聯合國，提出對政府的建言。
二、1975〈我們的呼籲〉：針對長老教會的台語聖經遭到沒收事件的回應。
三、1977〈人權宣言〉：傳出中美建交消息時的宣言。（也是日後廣為傳頌的名句：「促請政府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事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出處）
三篇聲明的刊出，再加上台南神學院的師生投入黨外運動，長老教會開始遭受其他教會的攻擊。主要的批評有以下幾點：
一、不遵守政教分際：下自親國民黨的報紙，上至內政部也親自發函長老教會總會，告誡其應該從事「純正的宗教活動」。此時的批評有一句名言也出現：「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二、早有台獨淵源且遍及海外：三篇宣言的前兩篇在刊出當時都並未引起關注，直到〈人權宣言〉一出，批評者便翻出1971年〈國是聲明〉並認定其為長老教會台獨思想的源頭。同時也連結到海外台籍牧師的活動（例如黃彰輝、黃武東、宋泉盛牧師等發起的「台灣人自決運動」以及對台灣長老教會的聲援）
三、「少數人」把持下的宗教團體：以王曉波為代表，認為長老教會三篇聲明並未經過信徒的同意，不合民主機制，是高層少數人的一意孤行。
政教分離，並非禁止信徒投入政治活動，而是指教會不應把宗教教義法制化凌駕於基本人權之上。長老教會在做的事，也只是以一個信徒的角度表達對政治的不滿而已。對「少數人」的質疑更是曲解民主代議制度。到總會開會的長老都是經由層層選舉選出，具備充足的信徒民意授權。1978年長老會對上述批評發文澄清，和海外台獨沒有關係外，也沒有干預政治的意圖。不過面對勢力龐大的外省教派和媒體公器乃至背後的威權政府，長老教會台獨標籤已撕不掉；1979年美麗島事件，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遭判刑入獄，教會和台獨密切相關的印象又透過媒體放送而加深（儘管當時總會仍然堅決否認）；直到1989年鄭南榕自焚，《台灣教會公報》才終於出現公開支持台灣獨立的文字。
但問題來了，1977-1989年間的長老教會雖然會強調愛鄉土和自決意識，大致上仍一概否認與台獨的關聯。而到了1991年〈台灣主權建國宣言〉卻將其台獨論述的起點拉回到1977年〈國是聲明〉，並宣稱是全台最早主張台灣獨立的基督宗派。鄭老師認為這段歷史就是一種後設敘述。根據他對〈人權宣言〉起草人高俊明牧師的訪談，長老教會在七〇年代並沒有想宣傳台獨，純粹是站在根植鄉土的立場而無關乎獨立建國。這段口述歷史也符合七〇年代《台灣教會公報》上的立場，卻不符1991年以後長老教會對那段歷史的詮釋（甚至高俊明也有在別處做出不同的表示，即七〇年代三篇聲明已經主張台獨）。看似一脈相承，實則是發明出來的後設歷史。因此，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其實是有過轉變的，這需要透過《台灣教會公報》來仔細釐清，也是鄭老師博士論文關注的重點。
談到「國家認同」，鄭老師提醒國家認同包含族群、文化、制度三個向度。觀察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也可以分別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首先，七〇《台灣教會公報》很清楚的表示，在血統上認為我是「中國人」，文化上過著「中國」的節日，制度上認同「中華民國」。涉及政治的不算多，大多數的文章是比較軟性的節慶、習俗主題，「我們中國人」、「中國人的美德」這類的語句時常出現。鄭老師解讀為：此時的投稿者和編輯都是廣義的中華文化受容者。八〇年代開始出現台灣本土立場的作者，同一份報紙因此同時存在「五千年」和「四百年」兩種史觀。對中國文化觀的評價也轉向：從原先的「傳統驕傲」到「遺毒台灣的外來文化」。尤其是八〇年代政治腐敗、社會治安敗壞，論者常會將其歸咎給國民黨帶來的中國文化，長久浸染下汙染了台灣人敦厚、誠實、節儉的特質。在批判中國文化的同時抬高台灣文化的高度。
另一個能觀察到這種轉變的是關於台語的論述。七〇到八〇年代宣示台語重要性的方式是強調台語的「中華文化特質」：雖然作為「方言」，不過因為保存較多的中原古音，是中國語言的優美分支。八〇年代開始不再稱方言而以「閩南語」取代，九〇年代後正名「台語」，且被抬高到「國語」地位（「台灣人要說國語，不說北京話。」）此外，作為民族象徵的動物也從龍、鳳等轉變為水牛，這就連結到台灣的開拓史，台灣人的性格一方面有渡海、冒險犯難精神，也如水牛一般的敦厚、苦幹實幹。由大陸文化轉向海洋文化，中國龍轉向台灣水牛。台灣文化論述更進一步由大陸邊緣走向島嶼中心。
鄭老師發現的另一有意思的關鍵字是「孫文」。長老教會近四十年來對國民黨政權、蔣氏父子的批判已無需贅言，不過同樣做為黨國圖騰的孫文卻沒有同等待遇。頂多在談及此人時除去「國父」頭銜，仍肯定他的基督徒和政治家身分，和蔣介石相比可說是安全下莊。鄭老師認為會有這樣的差別是因孫文並未對台灣有過什麼實質影響之故。
儘管在研究中指出長老教會國家認同論述的後設成分，不過鄭老師強調他的初衷不是要打擊長老教會的台獨建國行動，而是試圖透過爬梳那段長老教會和其他教派一樣服膺政府領導、效忠中華民國的共同歷史，來試圖減少其他教派對長老教會的排斥與不諒解。比起急於制憲建國，長老教會最重視的其實是「自決」――維持這座島嶼人民的自主性。如果現在島嶼上人民的共識是中華民國體制，這樣的現況長老會也並非不能接受。高舉台獨傳統確實能凝聚信徒的向心力，卻讓國家認同歧異的民眾產生疏離感。何況這份傳統還是起始於外人的誤解。因此，鄭老師此番研究是希望開啟雙方對話的空間，若有進一步相互理解的機會，今日分裂嚴重的台灣社會才有和解和團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