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謝欣芩（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張文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6年03月31日（二）上午11:00-12:30
地點：臺大博雅教學館406教室
撰稿人：邱芷琦（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場講座由台大台文所謝欣芩副教授主講，為本年度台灣研究學分學程「台灣學在台大」以「轉型正義」為題的系列講座之一，從影像媒介再現台灣文化與歷史記憶的角度出發，帶領同學和與會者一同分析徐漢強導演的《返校》，思考這部以白色恐怖歷史為背景的電影，究竟是如何建構並傳承歷史記憶。
演講開場時，台大台文所所長張文薰教授指出，相較於文學，影像與遊戲這樣的新媒介似乎更容易讓大眾接近白色恐怖這個沈重而複雜的歷史議題，但同時也可能伴隨詮釋角度偏頗而違反再現倫理的風險。因此，本年度系列講座便嘗試從文學、歷史、影像等多重面向切入，進一步思考：「沒有實際接觸過白色恐怖的當代，究竟要怎麼找到正確地認識歷史的路徑？又何謂正確的歷史？」
講者謝欣芩教授也指出，即使白色恐怖時期有許多人受難是已知的事實，但事件脈絡與細部責任仍然難以被釐清，因此轉型正義便是要幫助當代社會去重新理解、追蹤歷史真相。解嚴後，有些受難者和家屬選擇透過回憶錄方式追溯歷史過程、紀錄創傷記憶，而二十一世紀便演進到有電影、電視劇、遊戲、VR、互動展覽等多重創新媒介來再現這段歷史，它們各自有不同的媒介特質，用不同的方式讓大眾得以接近與理解歷史。然而，這便面臨了再現倫理的問題，畢竟以歷史創傷為題材進行創作，最重要的便是需要建立在史料研究與口述訪談之上，才能確保歷史記憶有被妥當傳承，避免消費受難者、簡化甚至模糊了歷史真相。這顯示「媒介」在協助當代重新認識歷史的過程是極度關鍵的角色，而此次演講核心的「影像」，到底又有什麼樣的媒介特殊性可以協助處理歷史題材？《返校》究竟用了什麼樣的手法「說台灣事」呢？
謝欣芩教授首先從「類型」角度出發，提問：「《返校》究竟屬於什麼電影類型？導演為何採取這個類型來再現白色恐怖歷史？這樣的類型又會如何影響觀眾對歷史的理解？」聽眾的回應分為「恐怖」、「懸疑」與「兩者兼具」三種觀點。一位聽眾提到《返校》是以恐怖片的音效與節奏來讓觀眾感受白色恐怖時期壓抑的時代氛圍，並把教官、特務等實體威權象徵與虛構怪物並置呈現，凸顯國家暴力的恐懼；另有一位聽眾則認為電影聚焦於解謎的過程，讓角色和觀眾一同追溯學校內地下活動與受壓迫的真相，有抽絲剝繭的興奮感；更有聽眾察覺電影雖融合了上述兩種類型，但不只是單純營造類型片的氛圍感而已，更是專注處理角色經歷受難過程的負面情感和心理成長，使當代觀眾更能理解與同理片中身在威權時代的角色們。
《返校》以「惡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的三段式敘事結構營造角色的成長曲線，以回應電影的核心主題。一開始以「惡夢」帶起白色恐怖的後續效應，意即「記憶」被國家刪除的後果，社會充斥著不明原因的空缺與死亡；而「告密者」則帶出事件的源起，讓觀眾與角色一同拼湊真相，激發好奇心，想要了解發生什麼事；最後以「活下來的人」作結並留下事件的見證者，藉此讓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後人們，也可以透過見證者的述說、復返現場來一同理解歷史。電影中不斷詢問：「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便是希望可以藉三段結構，讓大眾意識到自己的「失憶」，並激發大眾想要追溯集體記憶的好奇心，更是希望讓「白色恐怖」作為一個集體記憶、共同歷史創傷的討論可以不要中斷、繼續傳承下去，喚起這段歷史在每個台灣人身上所存在的不同意義。
電影的許多細節都扣回上述核心問題與敘事結構。在鏡頭語言上，片中多處運用前後對稱的鏡頭設計，例如方芮欣與魏仲廷對坐的場景，以及被刑求的畫面皆有首尾呼應。重複場景在「告密」的真相揭露後顯得意義不同，更是讓觀眾能重新理解時間流逝與心境改變，凸顯受難者倖存後面臨到的「負罪感」問題，讓觀眾與角色一同理解「活下來」才得以傳承歷史的使命。另外，電影中運用「鬼」營造的突發驚嚇（jump scare），也不只是單純的恐怖片效果，因為「鬼」的形成與作祟，是來自他們不了解自己已經受難又是為何受難，而生成的報復心與遺憾。電影中頻繁介入人間的「鬼」，便在營造恐怖氛圍之外，同時成為推動觀眾與角色追溯白色恐怖真相的敘事工具。
國家符號的視覺呈現也非常值得討論，例如：國旗、國父像與蔣公銅像多被置於畫面中央的至高位置、追殺主角們的「鬼差」佩戴教官式地軍帽、電影重複出現「保密防諜」的廣播與口號等等，再現了國家權力無所不在、凌駕一切，使民眾害怕與壓抑的時代氛圍。同時，「鬼差」的臉作為一個鏡子，映照出他抓捕的人們，這個設計更是象徵了民眾自我審查、內化監控力量、無法信任自身與他者的不安與絕望。電影最後反過來運用這個鏡子的設計，凸顯自我反省、直面自己也直面恐懼，挺身對抗威權的重要性。
謝欣芩教授同時也指出了電影中藉由「文本互文」所折射出的敘事巧思：方芮欣和張老師在電影院一起觀看的電影為李行的《兩相好》（1962），是講述外省與本省人互相磨合後迎來圓滿共榮的電影。然而觀影過程實際上卻是方芮欣的幻想，電影畫面從共榮的溫馨愉快，突然地切換到張老師與讀書會被逮捕、判刑的現實，形成強烈反差，也使方芮欣認清歷史真相。這樣的轉折與互文不只顯示文本內存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更是凸顯了在文本外，電影敘事容易受到不同時代條件所影響，導致台灣電影同樣在見證與紀錄歷史，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果。
延續「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的電影核心，「白鹿項鍊」作為電影關鍵意象，不僅象徵了抵抗威權的信念傳遞，更是象徵了歷史記憶的傳承，連接起受難者、告密者、倖存者三方的共同經驗，凸顯延續記憶與追尋真相的重要性。綜上所述，作為一部向大眾傳遞「白色恐怖」歷史經驗的電影，《返校》以類型電影的驚悚與懸疑元素，提升觀眾踏進戲院的意願，建立觀眾對此段歷史的初步認知，同樣也傳達修復式正義跟和解的重要，強調過去的歷史事件仍然影響著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後世。在此，類型雖伴隨再現倫理的挑戰，卻也能成為歷史敘事的工具，有效地傳達歷史氛圍並提升觀影過程的代入感，讓觀眾能隨角色一起反思與成長，使電影得以在娛樂性與歷史教育之間取得平衡，回應當代以影像媒介持續訴說台灣史、台灣事，繼續傳遞歷史記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