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胡哲明(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張文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4年05月23日(四)下午14:20-17:30
地點:臺大校史館「中央展廳」

撰稿人:曾士銘(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胡哲明教授本身是植物學者,踏入科學史的範疇算是興趣使然。今天會從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臺灣植物學發展脈絡談起,然後稍微帶到細川隆英的故事。為什麼選擇細川隆英呢?細川六歲便隨父親來到臺灣並在臺北長大,臺北帝國大學1928年成立後,他便考入成為第二屆的學生,而及至他畢業後也仍留校擔任助手,後便成為植物系的講師,甚至戰後更短暫擔任系主任。因此,細川隆英的學術養成與眾多研究成果事實上都與臺北帝大的植物學發展密不可分。

首先,從一個較廣的脈絡來看臺灣的植物研究。一般而言,臺灣植物研究分三個時期:以日治時期作為分水嶺,1895年之前,絕大部分植物標本由歐美學者採集並帶回各自國家,其多為順道採集,僅少數學者長時間滯留臺灣。而到了日治時期又可再分兩階段: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前和之後。在1928年之前,臺灣植物研究主要由東京帝國大學和臺灣總督府主導;之後,臺灣植物研究的重心則開始轉移至臺北帝大。問題是,何以當時如此多的植物學者對「臺灣」感興趣?這得從日本對東亞植物研究的宏大野心談起。東京帝國大學的小石川植物園是東亞植物研究的核心搖籃,從早期的學者包括三好學、牧野富太郎等,到後來更培養出許多重要人物,例如北海道大學的今井助太郎、朝鮮的中井猛之進,以及從事臺灣植物研究調查的早田文藏。換言之,東京帝國大學乃系統性地派遣自然科學研究者——包括植物學與動物學——至不同地區進行探索。而當臺北帝大成立後,臺灣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基地,也成為細川隆英等人發展植物研究的背景脈絡。

以下這張圖是胡教授為了日治時期的整體自然史研究所製作的。圖中較細的線條表示研究者離臺時期,較粗者表示其在臺研究時期,而每位研究者名字旁的葉子或昆蟲符號則代表研究領域。整張圖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部分是在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前,主要由總督府的研究人員將大多數重要標本先送往東京帝國大學,其次才部分留在總督府;下半部則是臺北帝大成立後,動物、植物及昆蟲研究人員的標本大多便留在臺北帝大,而部分標本會交換到日本、美國或其他地方。如此便清楚展示了臺灣植物研究重心的轉移。

臺北帝大1928年成立後分成「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而農學部之下又分成數個講座與學科,如「生物學科」底下便設有「植物學第一講座」與「第二講座」。植物學第一講座由工藤祐舜主導,研究重點是植物分類與生態;第二講座由日比野新一專責,教授植物生理學。除了課程設計之外,工藤祐舜與另一位助教授山本由松,率領三名助手正宗嚴敬、鈴木重良與森邦彥等人不僅組成「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奠定臺北帝大植物學研究的制度基礎,更建立並管理植物標本館(TAI)與溫室,推動後續諸多植物學知識的成果產出,如〈植物語言年報〉及〈台灣植物圖譜〉等等。事實上,工藤祐舜的研究地為北海道和北華泰地區,而在臺北帝大成立後,或因為過度勞累致使其在臺時間僅三年半便離世,後續研究教學工作便由山本由松和正宗嚴敬接手。1931年起,臺北帝大的生物學科開始有學生畢業,及至1942年共計有25名畢業生,其中囊括了從事植物、動物、魚與蟲類等各領域的研究,如以下圖所展示。

(1931到1942年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畢業生,《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8年版)

另一方面,胡哲明教授亦統計臺北帝大植物分類生態學的研究成果發表情形。從1932年到1937年為全體師生的研究高峰期,不僅期刊文章產出豐碩,教學與採集活動亦頗為興盛。同時,1935年植物標本館(連同土俗人種學講座)響應總督府「始政四十年紀念」而舉辦展覽,以「臺灣與南洋群島的族群資料」為題蒐集、展示大量相關資料,標誌著日本南進研究的起點。胡教授目前正撰寫的一篇文章便嘗試探討臺北帝大的植物研究學術活動。由上述提及之「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的成員,以及生物學科的助手、學生們(包括如島田秀太郎、福山伯明、細川隆英等等)另建立一個名為「植物分類生態談話會」的組織,類似現今的專題討論(seminar)。談話會共舉行119次例會,而這些例會集中在1934年至1942年之間,最高峰則落在1935年至1939年間。其中,即使處於戰爭期,組織成員也勉強維繫談話會的運作,雖然發表次數減少,但會議依舊活躍。

此外,植物學相關的必修與選修課設計的變化,也體現出整體研究方向的轉折。臺北帝大甫成立之時,必修課少,只有植物系統學與植物形態學,而選修課則為植物生理、植物生態和植物學特別講義。1940年成立「植物學專攻」後,必修課程便增加了植物學的分類、型態、生理、生態、病理等學說分支。1943年理農學部分家,「植物學科」的必修則又新增了隱花植物學與植物地理學二門課程。及至戰後改為臺灣大學,植物學相關課程有所減少,大致上即普通植物學、植物分類學、植物生理學等;而其中,「植物生態學」停開了近十年,後雖於1958年重新開設,但授課者李順卿教授實際上為林業經營專業,如此或顯示教學質量與整體研究方向的不穩定性。

接下來,胡哲明教授將分享如何透過「標本資料」重擬植物學研究的發展史。在過去十多年,胡教授致力於數位化當年臺北帝大的標本,試圖還原其登載的眾多採集資訊,包括採集者姓名、時間、地點、氣候等,由此便能延伸出許多值得深究的故事。而這些數據更得以串聯臺灣其他標本管理資料庫,重建臺灣植物學整體發展概況。比如,從臺灣四個主要標本館的資料來看,綜觀1900年到2011年便經歷了幾次波峰與波谷:最初由總督府林試所佔多數,1928年後則轉向臺北帝大;之後1940年至1967年間呈現空白期,此時縱使有部分採集量,但多數的採集者並非真正撰述研究文章的學者。而後,兩次標本數大量增加則分別與《台灣植物誌》第一版(1975-1979)與第二版(1993-2003)的出版有關。

截至目前,1945年以前臺灣的採集資料——來自包含臺、日、美三地共九個標本館,其中臺北帝大植物標本館佔絕大多數——已整理共約五萬多份標本記錄,藉此便可進行各類統計。舉例而言,鈴木重良為採集數量最多者,其次為佐佐木舜一。再者,此中也包含一些有趣的人物,像是鹿野忠雄或杜聰明,他們在學生時代也曾實際參與標本採集的工作。不僅如此,透過比對資料庫與研究者的生平事蹟,便可得知較完整的採集與研究過程,比如鈴木重良便曾在太平山區進行大量的採集研究,對臺灣的植物研究貢獻重大,而其中一種臺灣特有種植物「鈴木草」,雖然最早是工藤祐舜在1930年發表定名,但為紀念該標本是由鈴木重良所採製,便以其姓氏「鈴木Suzuki」作為屬名。

後續胡哲明教授介紹幾位理農學部植物領域相關的學生輩人物。鈴木時夫,1934年畢業後留在臺北帝大擔任一段時間的副手,主要從事「植物生態學」的研究,即觀察(特定)植物在某一地方的組成、分布及其與環境因子的關係。鈴木最重要的採集點在北部山區,特別是烏來桶後溪附近,其中一份標本後來被訂定為「烏來柯(Castanopsis uraiana)」的模式標本。鈴木時夫可謂臺灣最早系統性進行「植群分析」的研究者,且採用的是德國的分析體系,然而隨著戰後改制、鈴木返回日本,此一植群分析方法便在國內學界中斷,直到1970年後才又重新開展,而這也是何以鈴木時夫的研究貢獻在臺灣較不為人所知。另一位則是福山伯明,蘭花研究專家,同樣在1934年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手,後也曾短暫任教於台北高校,但1946年在西門町遇刺身亡。福山大部分的蘭花標本都在神奈川的博物館,另一部分則由正宗嚴敬收藏,因此臺大目前並沒有他的蘭花標本。

最後則是細川隆英。在《塵封的椰影》一書裡,胡教授試圖重建他在臺北帝大求學、工作與任教時的氛圍,以及與其他人事物交會的生命歷程,包括他曾與鹿野忠雄在1935年夏天到蘭嶼進行民族植物研究調查。雖然細川的學士論文是研究臺灣豆科植物,甚至命名了好幾個新種,如臺灣土圞兒、貓鼻頭木蘭,但其實後來他主要的採集地是密克羅尼西亞,最有力的證據即TAI植物標本館裡的密克羅尼西亞標本共4471份,而其中4234份皆為細川所採。正因為細川隆英的研究重點區域並不在臺灣本島,故在過往的臺灣研究視野中常被忽視,然而若將之放回時代脈絡,則細川的南洋植物研究發展實亦呼應「臺灣」作為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的關鍵中介。

另一方面,細川在臺灣時期的研究取徑以植物分類學(taxonomy)為主,後期便逐漸轉向生態學,到了戰後回日本九州任教,則幾乎完全改以植物生態學為主要研究方向,尤聚焦於附生植物的生理現象、分布與氣候的關係。而如此發展實亦呼應「生態學(ecology)」本身脈絡:自1866年海克爾(Ernst Haeckel)創造Ecology一詞起,這門學科便在生物學研究圈裡緩慢發展,及至20世紀初歐陸、美國開始成立各種協會,如1915年的美國生態學會(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並進一步影響日本及其殖民地裡的研究風尚。相對於此,戰後臺灣植物生態學則存在人才斷層,其乃因來臺的中國植物學學者——來自中國科學社的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與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大多並不鑽研分類學或生態學,再加上起初這些學者亦不不認為將會長居此地,故便難以進行生態學式的長期田野工作,種種因素遂致使戰前的標本採集活動與相關研究成果難以延續

胡哲明教授的研究著述皆希望透過回顧過往的研究成果,藉以重新定義我們的學術空間,串連起被塵封的歷史碎影。

第一輪提問時間

陳偉智研究員:我想細川隆英那四千多份太平洋島嶼的植物標本是臺大植物標本室相當珍貴的館藏,很好奇目前是否有學者再重返該群島,並從這些標本出發進行植物生態相關研究議題的比較探討?

胡哲明教授:由於大部分的島嶼在戰爭中遭嚴重破壞,植物相因此改變甚鉅,甚至可以說都消失了。不過其實仍有幾位當地學者感興趣,問題在於他們並不曉得這些標本其實存放在臺灣,因為他們多半以為若當年是日本人採集,標本應該就在日本,殊不知是留存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