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一個較廣的脈絡來看臺灣的植物研究。一般而言,臺灣植物研究分三個時期:以日治時期作為分水嶺,1895年之前,絕大部分植物標本由歐美學者採集並帶回各自國家,其多為順道採集,僅少數學者長時間滯留臺灣。而到了日治時期又可再分兩階段: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前和之後。在1928年之前,臺灣植物研究主要由東京帝國大學和臺灣總督府主導;之後,臺灣植物研究的重心則開始轉移至臺北帝大。問題是,何以當時如此多的植物學者對「臺灣」感興趣?這得從日本對東亞植物研究的宏大野心談起。東京帝國大學的小石川植物園是東亞植物研究的核心搖籃,從早期的學者包括三好學、牧野富太郎等,到後來更培養出許多重要人物,例如北海道大學的今井助太郎、朝鮮的中井猛之進,以及從事臺灣植物研究調查的早田文藏。換言之,東京帝國大學乃系統性地派遣自然科學研究者——包括植物學與動物學——至不同地區進行探索。而當臺北帝大成立後,臺灣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基地,也成為細川隆英等人發展植物研究的背景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