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羅詩雲（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張俐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6年03月03日（二）下午15:00-17:00
地點：臺大人文館532教室
撰稿人：莊怡萱（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本場演講題為「1945之後——戰後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的發聲位置與文化論述」，由政治大學台文所羅詩雲老師主講。核心命題聚焦於1945年至1949年間這段歷史過渡期，探討台灣知識份子在政權交替、語言轉換與文化重組的劇烈震盪中，如何尋找並建構自身的發聲位置。詩雲老師從他在2025年出版之專書《島嶼離返：台灣文學的戰時記憶與敘事再現》中的論述框架出發，將戰後初期置於更宏大的歷史脈絡中進行檢視，首先往前追溯至1920年代至1945年間台灣人的移動性，藉此釐清台灣主體性在歷史長河中的流變。
詩雲老師指出，要理解戰後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的困境與抉擇，必須先理解日治中、後期台灣人在東亞地緣政治下的「移動」軌跡。從1920年代開始，台灣人的生命經驗是跨越地理與政治邊界的實質移動。一部分知識份子選擇前往日本求學，在殖民帝國的中心吸收現代性思想，同時也體會身為殖民地人民的二等公民處境；另一部分人則基於對中國文化的嚮往、民族主義的召喚，或為了參與左翼革命運動，選擇渡海前往中國；到了戰爭末期，更有大量台灣人被以軍屬或軍人的身分，動員至東南亞與南洋戰場。詩雲老師強調，身體上的遷徙，其實也伴隨著階級的流動與文化政治認同的游移。對台灣人而言，「離」與「返」不僅是地理空間的位移，更是反覆在不同帝國、政權與意識形態的夾縫中，尋求自身定位的生存常態。這段時期的「中國性」、「移動性」與「現代性」緊密交織，共同形塑了戰後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思想底蘊與認同基底。
接著詩雲老師進一步探討「戰爭記憶」對台灣社會及文學敘事的深遠影響，引用歷史學者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的觀點：「人類社會是被戰爭形塑的」，指出戰後初期的台灣，本質上仍是一個處於戰爭餘波的社會。台灣人的戰爭經驗有高度的複雜性與斷裂，在前線，那些被捲入太平洋戰爭的台籍日本兵，到了戰後遭遇嚴重的認同錯亂。他們曾為日本帝國效力，戰後卻面臨新政權的審視，那些戰場上的生死經歷與創傷往往被刻意壓抑，成為歷史敘事中的空白與集體噤聲。而關於後方，詩雲老師特別提醒應關注廣大後方群體在戰爭體制下的日常體驗。在二戰末期，台灣本島經歷了頻繁的空襲、嚴格的物資配給制度，以及極端的皇民化運動動員。戰爭狀態澈底滲透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成一種被損害的狀態。這種隨時面臨生存威脅、物資匱乏與精神壓迫的共同記憶，深刻影響了戰後台灣社會的心理結構。因此當1945年8月戰爭宣告結束時，對台灣民眾而言，並未真正迎來和平與解放。相反地，隨之而來的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內戰」。在1945年至1949年這段被稱為「過渡期」的階段，台灣社會面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場域的全面重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推行了強勢的文化政策，知識份子首當其衝地面臨「去日本化」與「中國化」的雙重夾擊。在「去日本化」方面，當局急欲清除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文化慣習與制度，導致在日治時期建立的文化場域遭到破壞或邊緣化。而在「中國化」方面，新政權要求台灣社會迅速接軌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文化正統。
詩雲老師談到，其中最為劇烈的衝擊展現在語言政策上，強制性的語言轉換對戰後初期知識份子造成了毁滅性的打擊。這一代「跨越語言」的台灣文化人，被迫在極短的時間內拋棄日文重新學習中文。語言的剝奪導致了嚴重的「失語」現象，使得台灣知識份子在面對新政權時，失去了論述與發聲的管道，進而陷入深沉的焦慮與挫折。戰後初期由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創辦的《新台灣》雜誌誕生於政權交替初期的文化重建階段，成為當時本土知識份子發聲、凝聚共識的重要空間。《新台灣》雜誌反映了跨語一代在語言轉換過程中的陣痛與掙扎，寫作者在生澀的中文與熟悉的日文思維之間來回擺盪，字裡行間充滿了語言轉換的痕跡。詩雲老師強調，《新台灣》並非單純的官方宣傳品，也非完全的反抗宣言，而是一個妥協、協商與隱蔽抵抗的論述場域，記錄了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在夾縫中尋求發聲位置的努力。
接著，詩雲老師將焦點放在作家張我軍的個人命運，藉由個體的生命史映照出大時代的悲劇。張我軍作為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大將，他曾嚴厲批判台灣傳統舊詩壇，隨後長期「移動」並定居於北京，在中國的大學任教與從事翻譯工作。直到戰後的1945年，張我軍加入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協助在中國的台人返台，其自身也隨之在1946年夏天回到台灣。他的生命軌跡，正是「島嶼離返」的具體展現。詩雲老師剖析張我軍戰後「返」台的處境，指出他陷入了一種難以跨越的「雙重邊緣」困局。在語言層面，張我軍擁有中文能力與豐富的中國經驗，本應是他在戰後台灣的優勢。但對於來自中國的接收者來說，張我軍身上的「台灣本省人」標籤，使他始終未能獲得真正的核心權力。另一方面，張我軍離台長達二十多年，使他無法真正同理島內民眾的戰爭創傷與經驗。他的中文優勢與中國姿態，反而加深了與本土文化圈的隔閡。張我軍曾試圖利用自身跨越兩岸的經驗扮演溝通的橋梁，他在報章雜誌上撰文，除了向台灣社會解釋中國的政治現況與文化特質，試圖化解台人對新政權的誤解；也向中國的知識份子與官員說明台灣特殊的歷史處境，試圖洗刷台人被貼上的「奴化」標籤。然而，這種試圖在之間尋求平衡、雙向解釋的發聲位置，在當時日趨緊繃、對立加劇的政治氛圍中，顯得極為脆弱。隨著國共內戰的惡化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張我軍的橋梁角色澈底失效，其論述空間遭到嚴重擠壓，最終陷入了進退失據、澈底邊緣化的困局。
在本次演講中，羅詩雲老師透過宏觀的「移動」與「戰爭記憶」理論框架，結合對《新台灣》雜誌與張我軍等具體文本與生命史的考察，勾勒出1945年後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詩雲老師指出，重新梳理這段歷史，意義並非僅止於記錄過往的斷裂與創傷，更重要的是看見那一代知識份子在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嚴酷的語言轉換與文化剝奪時，如何竭力維持自身的尊嚴。他們在失語的痛苦與政治的挫敗中，透過創辦刊物、書寫文章，企圖建構屬於台灣的文化論述。這些在夾縫中真實存在的掙扎與發聲，正是形塑當代台灣文化主體性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