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羅詩雲（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持：楊雅儒（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5年10月07日（二）下午13:20-15:30
地點：臺大人文館532教室
撰稿人：陳霽心（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八〇年代以降，臺灣出版界開始出現大量的傳記文學，傳主從政治人物、企業家涵蓋至藝文界人士，個人的生命史成為與大時代歷史對話的重要參考。本次的演講請到政大臺文所的羅詩雲老師，以「傳記敘事與記憶建構」為題，透過郭柏川（1901-1974）與楊英風（1926-1997）兩位藝術家的系列傳記，探討傳記文學除了作為史料之外，如何在文學領域中進行研究，同時作為臺灣文化記憶的建構現場。
傳記文學：多重記憶的競逐與對話
根據中研院的統計資料，羅詩雲老師指出傳記人物由早期的英雄、將軍，逐漸轉向建構市井小民的人生故事，記述目的也從「以史為鑑」轉為「映照時代」，透過個體的生命歷程，折射歷史現場、補充歷史缺漏。九〇年代更是在臺灣藝術史研究興起的背景下，掀起藝術家傳記的出版熱潮，作為此次演講案例的郭柏川與楊英風，即是眾多書寫者積極以文字建構形象的兩位臺灣藝術家。
在研究方法上，羅老師引用萊昂・埃德爾（Leon Edel，1907-1997）的觀點：「傳記是一種藝術」，強調其介於史料與文學之間，除了作為歷史參考之外，也包和作傳者的敘事技巧、主觀立場，以及寫作和出版當下的時代意識，並且在撰寫的過程中，傳主本人和家屬亦可能參與創作及審稿的過程，因此一本傳記往往具備多重記憶的相互競逐與對話。關於傳記與記憶，馮亞琳於〈文學研究的記憶綱領〉概述了傳記研究主要的五個方向：文本中的記憶原型、記憶的模仿、文學體裁作為記憶場所、文學史作為結構化記憶、以及文學作為集體記憶的媒介。由此延伸出三種常見的記憶概念：社會記憶、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傳記的出版與流傳，即是藉由「敘事」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參雜了個人生活經驗與社會認同的互動過程。
另外羅老師也提醒，在文類上，廣義的傳記文學可再細分為第三人稱的傳記、第一人稱的自傳，以及聚焦特定時段或事件的回憶錄。不過回憶錄與自傳的邊界時常交疊，例如齊邦媛《巨流河》（1988）雖然在出版時被稱為回憶錄，實則帶有完整的自傳敘事結構。面對撰述手法相當「個案」的傳記文學，研究者在分析前須先明確界定文本類型，再進一步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
郭柏川：藝術家生命的三方詮釋
從王家誠和臺北市立美術館合作出版的《郭柏川的生平與藝術》（1998）為起點，羅老師比較了此本著作與郭柏川的妻子朱婉華、女兒郭為美所寫的傳記，分別是《柏川與我》（1980）與《柏川與我：孺慕與景仰——《柏川與我》再生緣》（2015），指出三人的撰述立場與敘事策略有何不同。首先值得留意的是，三版本皆相當著墨於郭柏川在北京十年的生命經驗，不過其側重點卻不盡相同。對於出身北京的朱婉華而言，此地是她與郭柏川相知相守的起點，記述內容大多以婚姻與家庭生活為核心；郭為美則由於當時年紀尚幼，因此記錄較為片段、跳躍，她透過家庭所在地的多次遷移，以及外婆、母親與自己的角度書寫家族女性史，除了從中重構父親的形象之外，書寫父親的傳記也成為她表述自我的一種發聲方式。
至於身為國共內戰流亡學生的王家誠，則是將自身的離散情懷投射在郭柏川的傳記中，因此具備濃厚的民族意識與抗日精神。例如此版傳記刻意刪去了郭柏川與音樂家江文也（1910-1983）在北京的來往記述，應是出於對江文也政治爭議的考量，企圖更加凸顯郭柏川作為一位「中華民族藝術家」的氣節。而朱婉華和郭為美以女性家人視角書寫的丈夫／父親傳記，則更著重於家庭情感層面，同時也欲透過書寫與出版向外界澄清郭柏川晚年的緋聞。這三種傳記敘事，皆基於撰述者本身的人生際遇與身分立場，重新詮釋這位頗具盛名的臺灣藝術家，使其系列傳記成為構築文化記憶的多重對話場域。
楊英風：跨地域與文化的藝術家形象再造
與郭柏川相比，楊英風的系列傳記更顯文學延異性（Différance），從1990年起陸續出現多種版本，此次羅老師舉例的五本傳記，便是基於迥異的出版過程、敘事策略、創作時空與傳記書寫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對楊英風進行不同角度的人物形象再造。
楊英風自1966年起陸續發表自述篇章，其中以〈我在羅馬〉最具代表性，留學羅馬的兩年被他視為藝術生命大放異彩的時光，也是吸收歐洲文明與藝術養分的重要轉折。其後他的傳記皆以地域空間為生命座標，包含宜蘭、北平（北京）、羅馬、京都等地，展現出他將「改變環境」視為自我實現的藝術創作特質。至於普遍被視為「官方」史的蕭瓊瑞《景觀・自在・楊英風》（2004），是由行政院文建會與雄獅美術合作出版，以藝術史的觀點建構他「本土藝術家」的形象，對楊英風創辦《豐年》雜誌的成就讚譽有加，然而他本人卻在自述中，屢屢流露對此時期創作環境的不滿，兩版本對同一段生命歷程的不同側重點，顯現出傳主本人與傳記書寫者之間的詮釋落差。
《雕塑大師楊英風景觀自在》（2000）則以相當特殊的寫作手法重構藝術家形象，因文革旅居法國的中國記者祖慰，於採訪活動中與楊英風相識，兩人透過對談共同構思、書寫傳記，最後由楊家親屬接手修訂，成為多位敘事者共同競逐話語權的傳記作品。書中仿《論語》的形式，以語錄體讓書寫者祖慰、傳主楊英風與眾多歷史中的藝術家、哲學家對話，融合史實、想像與作者感懷，甚至帶有些許奇幻文學的筆法，將楊英風塑造為一萌「生活美學家」與「中華文化藝術家」，以大中華文化的視野構築楊英風在藝術史上的地位。
若是再往前追溯，林今開《八千里路風和土》（1990）其實是最早的楊英風傳記，但作者尚未完稿便離世，此書以楊家的家族史為主軸，採取漢人開拓與抗日敘事，流露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與漢本位史觀。楊英風女兒釋寬謙的《無悔前行：佛教藝術澱積者釋寬謙口述史》（2020）雖然並非楊的個人傳記，但前兩章的家族史亦可與他其他版本的傳記對話，呈現佛學與哲學對家族精神的影響。最後羅老師總結，楊英風系列傳記從1990-2020年間的五種版本，不僅是藝術家形象的多重投射，也映照出九〇年代以來臺灣社會多元化的文化認同。這些文本在書寫策略與詮釋立場上的彼此錯位，展現了同一人物如何在不同歷史時刻與文化場域中被重新想像。
在演講結束前，羅老師再次強調傳記文學的研究價值，除了以微觀史學補充宏觀歷史的空白之處，同時也是文學與史料之間的相互辯證，在跨越多種學科的研究之中，揭示國族認同與文化記憶的重構機制。傳記研究者需要同時思考史實與文學性的平衡、作者立場與敘事觀點、時代語境與文化脈絡等問題。以郭、楊兩位藝術家的系列傳記為例，便可一窺生命歷程橫跨戰前、戰後的臺灣知識分子，在官方歷史與私人記憶之間的浮動位置。傳記的書寫和出版，不僅是對個體生命歷程的重視及再現，也與社會公共性息息相關，其敘事策略、出版時空與讀者反饋，皆一同參與了文化記憶的生成與再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