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王萬睿（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文化研究學會副理事長）
主持：謝欣芩（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4年05月15日（三）上午10:30-12:3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張皓棠（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如何思考文學的來世呢？
本次台文所非常榮幸邀請到中正大學臺文所的王萬睿，此次講座也是論文集《臺灣文學的來世》系列講座之一，為我們帶來台灣文學與轉譯的相關思考。演講一開始，王萬睿老師提及了這次論文集標題「臺灣文學的來世」，這裡當先注意到底什麼是台灣文學？什麼又是來世？
臺灣文學一詞需要放在不同語境下理解，此次主要是將焦點置於「形式」；來世一詞則有很多想像的空間，老師先以人來舉例，來世指的通常是下輩子，指的是換了一個軀殼，但若要用一個標題形容，或許是「不甘心自己死了」或說「不知道自己死了」。這種對來世的想法主要來自獨立遊戲《返校》，當中女主角方芮欣的狀態其實也可說是某種來世，而台灣文學就彷彿在面臨此種心理狀態，這也改變了近年來研究者對於台灣文學的思考。
來世的相關概念中，王萬睿老師提到許多類似的詞，例如輪迴、再生、投胎、轉生、靈魂迴圈、能量不滅……等。老師最著迷的就是能量不滅，彷彿在訴說某種不停換軀殼或不停換物質的變化狀態，這概念也牽涉到臺灣文學的內涵，似乎有個不滅的能量。但我們仍然需要對這個來世追問，就是為什麼會是這些形式？而這個來世的概念又對台灣文學的內涵有什麼樣子的擴充或延伸？
論文集的內容因此其實大多在回應新興主題或美學形式，與本次演講息息相關的即是「媒介與文學環境」此一主題。這個主題有兩個面向，首先是物質性，這可能包含了膠捲、紀錄片、遊戲到小眾的集資創作，這些關鍵字都有不同的物質基礎；其次是媒介形式的問題，例如屬於口傳／民間文學的神話、傳說、歌仔冊等屬於口傳的媒介，圖書、報紙、雜誌、廣告等則屬於紙本印刷，而所謂跨媒介，則會牽涉到文字以外的，例如遊戲、當代藝術、策展、廣播、電影與紀錄片等等。王萬睿老師藉此提及了「前世」、「今生」與「來世」的三階段，在媒介形式的問題上「前世」就是所謂的口傳文學，「此生」則是當下的紙本印刷，但此生已經逐漸受到了挑戰，這個挑戰其實就是來自「來世」的跨媒介挑戰。
這種思考，也是從文學史的時間思維，邁向跨媒介空間思維的一種轉向。以前我們都是一種線性思考，例如在文學史的課程中，我們理解的是明鄭、清領、日治、戰後到當代來思考文學史的課程。然而臺灣文學的來世卻對這種線性思維思考文學史的方式提出了挑戰。這個挑戰，或說挑釁，正呈顯在本次演講的主標：既是此生又是來世，王萬睿老師解釋道，這不是說要拒絕線性的發展，而是說線性的文學史發展已無法滿足對文學轉譯的探討，且不管是比較或差異性的框架都難以滿足。
老師遂轉向探討跨媒介的空間思維，這需要連結到文學生產的環境，這可以說是文學的維生系統。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書店，如今書店的銷售模式已經改了許多，不一定是定點的銷售，有時會採取游擊戰的方式，出現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而會選擇這種模式其實就是為了要生存下去。文學創作也是，在出書過程中往往有許多演講，要與其他作家互動，要創造購書的便利性，這些都是維繫文學的生存條件。那我們如何客觀看待這件事呢？所謂的生態體系，或是文學生態，會想起張誦聖老師所談的早期臺灣文學場域問題，但如今這個生態體系更複雜了，臺灣的七、八、九零年代的維生系統只是報紙、雜誌、出版社等，但現在我們發明許多讓文學不斷生存的事物，卻也像是在暗示著文學似乎快死了，所以擴散到各種不同的身體，需要各種文學轉譯，例如社群媒體的IG詩上。
因而我們可以在近年來感受到一種焦慮感，是對於文學轉譯中的「文學」二字產生焦慮，因為讀者們，或說對於文學內容有興趣的人已經不看所謂的紙本，可能只會關注於轉譯之後的樣貌。這讓王萬睿老師想起日前參加ACG研討會的一篇評論《葬送的芙莉蓮》的論文，其中談到了動漫改編有個焦慮是「不像」，即漫畫到動畫過程中必須要高度的相似，若是不像會產生很大的反彈，這反彈來自於動漫產值龐大，甚至會到台灣電影的數十倍到數百倍，因而產生於商業考量上的焦慮。動漫焦慮既然是如此，那文學生態體系在轉譯上的焦慮跟想像是什麼呢？
王萬睿老師提及到三個詞，分別是作者已死、文學已死與電影已死，這三種死法都曾在海內外興起波瀾。文學已死可說是現在進行式，例如文大中文系即將把文學組與文藝組併組，或說真理臺文系即將停辦，這雖是教育體系的危機，但也可說是當下感受最直接的文學已死。電影已死則出現在千禧年前後，是膠捲到數位的爭議。可以感覺到，其實文學或電影都曾死過，這種焦慮似乎一直到來，但王萬睿老師也提及，他認爲或許死了也沒關係，因為會一直換軀殼，問題或許不是死這件事，而是到底什麼東西死了？但這目前沒有確切答案。
下一部分，王萬睿老師提及了他認為可以支撐文學生態系統的三種維生提案。這些提案並非是想讓文學不死，因為死並不可怕，就如大喊電影已死的年代，那個焦慮也過去了，總會到來世，但我們要想的是研究者要怎麼面對來世之後的世界？
首先是「從文學影像化到影像文學化」，這牽涉到的是王萬睿老師過去做的劉吶鷗研究，當時在思考怎麼定位劉吶鷗，無論文學史與電影史這位創作者都是邊緣，政治上也不正確，是一個傳奇性人物但卻沒有太多討論。直到2019年，他的影片被修復，還請林強增加了聲音，這其實呈現了影像文學化，甚至增加了其他媒介的元素。第二個提案，則是「從文字考古學到音像考古學」，這是老師過去處理《難忘的車站》時提出的，我們需要史料性的考究文學與電影文本，像是這部文學電影，作者不可考，電影改編後的樣貌也不一樣了，有非常複雜的史料交錯，這種史料交錯正反映了當時代的樣貌。第三個提案，則是「從影像的迷戀到影像的再生」，這概念來自老師過去討論電視劇《天橋上的魔術師》，當時他的提問是想要思考吳明益與楊雅喆如何回應侯孝賢，也因此這不只是改編的問題，也有從影像到另一個影像的跨度問題。
可以感覺到，如今我們面對的是無數媒介形式的時代，也有許多複雜的媒介性，情況已經不同於快二十年前讀台文所的情況了，那時還是處在發現史料的年代，將史料整理好就已畢業了，但現在不僅是有新的史料，還有不停的轉譯。
來到了結語，王萬睿老師說到，如果台灣文學有一種能量不滅，那這種能量或許就是感覺結構，這雖然是距今快七十年前的說法，但感覺結構老師認為可以幫助我們在觀察媒介與媒介的關係時，進一步重構當時的主流觀念。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想像文學跟一百年前想像文學必定是不一樣的，甚至在未來的一百年後，別人在研究我們現在討論的事情也是要透過各種藝術創作來了解我們現在的狀況。所以我們不能迴避討論轉譯這件事情，因為這些轉譯承載著創作者的情感，並在關係中展示了時代的種種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