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王惠珍（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黃美娥（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時間：2024年10月29日（二）下午15:20-17:2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呂維中（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學期黃美娥教授開設的「臺灣文學史專題討論上」，在「前進中央和外地文學：臺人在日與日人在臺」為主題的週次，邀請到本身也具有留日經驗，從日本回臺即將滿二十年的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王惠珍教授，為我們演講「那些年我們在東京：1930年代留日學生的邂逅」。
王惠珍教授首先勉勵在座的碩一學生，在修碩士課程與寫論文的這幾年，價值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因此找一個自己喜歡，願意投入的議題，把這一百萬，透過寫論文的方式賺回來。而已經在龍瑛宗議題上耕耘二十幾年的王惠珍教授，向我們分享一開始選擇龍瑛宗作為研究對象，事實上是因為在當時，其他日治時期作家已經被其他留日的學長姐選擇了，因此，與其說是她選擇了龍瑛宗，不如說是龍瑛宗選擇了她。且因為龍瑛宗的資料保存與整理的非常好，因此王惠珍教授得以持續進行各種龍瑛宗議題的研究。
有關殖民地日語作家的代際差異，是一個在日治時期日語文學研究裡重要的議題，在思考日治時期新文學作家時，必須要關注他們之間世代的差異性，以及他們的生卒年，才能更好的理解這些作家與他們之間的關係。王惠珍教授也提醒我們，雖然在臺日人作家與本島作家沒有什麼深入的交流，但也不要認為他們的位置是二元對立的。
接著，王惠珍教授先講解本次請我們先閱讀的文章。王惠珍教授提到她的著作《譯者再現》不是一本計畫中的書，一開始是想了解這些日語作家在戰後回到臺灣時，是誰幫他們翻譯的？後面發現臺灣文學作家在作家之外，是否還有翻譯者的身分？這些作家又進行怎樣的翻譯活動？今天所選讀書中一章的主角吳坤煌，穿梭在各地，以一種文化運動的方式，從事他的翻譯活動。以左翼雜誌為考察對象，則是出自王惠珍教授對雜誌這個媒體研究的長期興趣，研究雜誌，可以看見當時的人際關係網絡如何運作。
本次選讀的另一章，講述龍瑛宗的東京之旅，靈感是來自於日本學界的魯迅研究，以時間與空間進行劃分的研究方式。龍瑛宗如何在東京建立人脈，並延續這個人脈以獲得發表的園地，是本章的重點。王惠珍教授提醒我們，在三零年代，臺、日之間並非單線關係，而是整個東亞地區，一種多重空間的移動關係。王惠珍教授博士指導老師北岡正子教授的文章，則讓我們看到三零年代左翼知識分子雷石榆，在東亞複雜的移動路徑與流動關係。
在戰後六零年代，剛開始討論日治時期日語文學時，會把臺灣文學，稱呼為殖民地的傷痕文學，然而這是什麼傷痕？王惠珍教授認為這包含被殖民的創傷與戰爭的創傷，創傷是日治時期日語文學裡一個重要的的關鍵詞。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日語文學是「被」住在日語的文學，他們是沒有選擇的，用借來的語言創作。在殖民地的情境裡，他們要「演出」日本人，但很清楚「成為」日本人是複雜且糾結的。他們創作的主題意識，也會隨著世代而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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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去東京？以臺灣留學生為例，大致可分為三類：師範體系出身，中學畢業後去留學，以及在當地升學的。很多臺灣留學生作家，都是從通才教育的師範出身的，他們從通才教育裡找到自身對文學與藝術的興趣。這些作家透過閱讀在關東大地震後，因為生產過剩，所以運至殖民地販售的大量書籍，來獲得在文學與文化上的教養與對自己的信心。王惠珍教授接著透過東京地圖說明，當時留學生在東京各地的分布狀況與常出現的地點，因為很多作家都沒有正式學籍，也因此讓研究者很煩惱，戲稱他們也是「流」學生。
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在中央文壇，最重要的雜誌是《福爾摩沙》，從創刊號封面以現代線條繪製的香蕉，可以看出當時的藝術家如何以現代的方式勾勒出臺灣的風土。王惠珍教授提醒我們，當時的文學獎和雜誌是有分等級的，獲得不一樣獎項的難度是不同的，而獎項的設立，則是基於商業考量，文學雜誌想培養殖民地出身的作家，來拓展自身的市場與銷售量，如當時的朝鮮明星作家張赫宙，正是臺灣作家嚮往的對象。
《福爾摩沙》並不完全是一個具有運動性質的左翼留學生刊物，裡面的成員具有異質性，有運動派也有文藝派。在日語詩方面，除了現代詩以外，當時的臺灣作家也會寫作日本傳統和歌。而從王惠珍教授所整理，臺灣作家在日本中央文壇的得獎名單裡可以發現，在研究上需要注意的，除了文學獎的機制與操作，帶給文學市場怎樣的影響外，也可以注意臺灣作家們的得獎時間，恰好是日本普羅文學潰敗後文壇的重建期，這給了他們機會得獎，在中央文壇亮相。
王惠珍教授接著透過圖片說明，《福爾摩沙》、《臺灣文藝》到《臺灣新文學》等刊物的遞變過程。《臺灣文藝》成立的其中一個重要宗旨，即三零年代東亞的重要命題「文藝大眾化」，也就是如何將文藝介紹給大眾。而當時臺灣面臨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要使用什麼語言來書寫文藝？要寫通俗內容變成大眾文藝，還是文藝要指導大眾思想？許多議題從其中產生。《臺灣文藝》是日語作家重要的發表媒體，上面除了臺灣作家，一些在臺日人作家也會在上面發表作品。這本刊物不只關注文學，也請來了舞蹈、繪畫等各種藝術家，是文學與藝術的結合。關於《臺灣新文學》，王惠珍教授提醒我們注意封面標題旁邊的，是三零年代十分流行且重要的世界語，當時的臺灣文學外譯到歐洲時，也是使用世界語。《臺灣新文學》雖然處於臺灣左翼文學的「低潮期」，但它與日本普羅文學界保持密切的關係，可以將它視為日本普羅文學浪潮最外緣的一個刊物。在觀看《臺灣新文學》時，除了注意島內，也要注意來自日本普羅文學浪潮的影響。
再來，王惠珍教授介紹了三零年代中國、臺灣與朝鮮三地留學生在東京的活動與關係。王惠珍教授提醒我們，在思考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時，不能忽略的是東京的小劇場活動，除了前面提到的繪畫，臺灣文學與劇場的關係也非常深刻。在臺灣留學生之外，也要注意他們與東京的朝鮮左翼社群的關係。
最後，王惠珍教授以魯迅《野草》的題辭：「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為開頭，指出這句話的重要精神是，每個世代都有他們想要留給下一代的養分，他們對於自身世代的不足，都寄望下一個世代能夠克服。三零年代的這些留學生，他們對於臺灣殖民地的處境有所不滿，抱持著希望臺灣可以更好的強烈願望，他們的「毋甘願」，需要新世代的臺灣人去體會，並思考身為「臺灣人」到底是什麼？那個年代的臺灣知識分子，已經和魯迅一樣，如同生命的泥化作土地的養分，讓下一代能在這片土地上繼續努力。本場演講就在如此深刻的話語中，畫下圓滿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