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湯舒雯（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主持：張文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6年04月01日（三）下午16:00-17:30
地點：臺大人文館530教室
撰稿人：鄭閔聰（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此場講座為「台灣學在台大：轉型正義與台大」系列第二場講座，邀請到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湯舒雯，以「從見證到後記憶：白色恐怖書寫的世代對照與轉型正義美學」為題，分享自身從事白色恐怖書寫研究的心路歷程。
從多年以前開始：歷史補課的往返浪潮
講座開始，湯舒雯首先分享對年初「歷史補課潮」的觀察與感想。她表示，自己十分樂見「民主富二代」所展現出的覺醒浪潮；然而，這波現象也使她回想起2014年太陽花學運前後曾出現過的類似補課風潮。當時，許多年輕世代首次接觸這段彷彿來自「平行時空」的不義歷史，因而產生震撼、愧疚等複雜情緒，並進一步意識到自身與歷史之間的倫理關聯及責任位置。與此同時，公共領域中也持續出現各種反向詮釋性的記憶論辯，對既有歷史敘事與公共記憶形成挑戰，甚至造成認知上的混淆。
而在今年年初，由電影《世紀血案》與賈永婕等公眾人物所帶動的新一波補課潮中，湯舒雯也觀察到相似的論述對峙與情感結構。十年前她在同輩身上所看見的震撼、愧疚、追問與責任感，如今以新的形式再次浮現。這使她重新意識到，集體記憶的建構與歷史知識的公共傳播，並非能夠一勞永逸完成的工作，而是必須持續推進、反覆實踐的文化工程。
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社會大眾對白色恐怖仍然感到陌生？
湯舒雯指出，相較於二二八事件有著單一且明確的「好故事」框架，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難以被大眾記憶的原因，不僅是因為時間橫跨極長——從1949年宣佈戒嚴，直到1992年刑法一百條修正才算真正終結——更是因為案件錯綜複雜。這段時期涵蓋了涉共案、臺獨案、民主運動案等不同性質的受害者，難以化約為一個簡單明瞭的敘事。
文學作為不義遺址：見證世代作家的敘事
撰寫碩士論文時，為了找回白色恐怖的「故事」，湯舒雯選取了葉石濤、陳映真、郭松棻與李渝這四位親身遭遇政治迫害的作家，分析他們書寫的共同特徵，思考其中的感覺結構，並引入歐美猶太大屠殺研究中「見證的危機」這一概念， 指出在直接證據匱乏、歷史經驗難以被完整再現的情況下，這些作家的書寫往往透過特殊的敘事結構，呈現威權暴力對個人生命與歷史記憶造成的斷裂。
首先是「敘事的匱缺與斷裂」。例如陳映真〈文書〉在結尾以「（略）」標示診斷書與自白書的缺席，使關鍵證詞停留在無法被完整閱讀的位置；葉石濤《紅鞋子》則在主角簡阿淘鉅細靡遺的求饒自白之後，突兀地並置一紙冰冷的判決書，使所有辯詞瞬間塌陷於制度性的斷裂之中，重現威權力量切斷生命敘事的殘酷感受。其次是「意外與無辜的敘事」。如陳映真《鈴鐺花》與李渝〈收回的拳頭〉中，皆出現師長「突然失蹤」的情節；而作品中反覆浮現的「讀書會死」這類無辜敘事，也逐漸構成當代大眾理解白色恐怖時最常見的情感入口。最後則是「謎態敘事」。例如郭松棻〈草〉在長達兩萬字的留學生懷鄉情調之後，直到小說最後一句，才透過被貓撕裂的報紙碎片，揭露朋友「因涉嫌叛亂，被判刑入獄」；讀者至此才重新意識到，這其實是一篇關於白色恐怖的小說。李渝〈夜琴〉亦曾被視為一篇閨怨小說，細膩描寫麵攤老婦人對失蹤丈夫的幻想與守候，卻在最後一句補上「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使日常情感與歷史暴力在結尾處突然重疊。
下一代的故事：白恐記憶的傳承
早在 2013 年，湯舒雯便已開始思考：隨著時間流逝，見證世代作家逐漸離去，當新世代創作者不再擁有直接的見證經驗，卻仍試圖將白色恐怖寫入故事之中時，有效的意義建構應呈現何種樣貌？
對此，湯舒雯引入「後記憶」（postmemory）與「義肢記憶」（prosthetic memory）兩種創傷理論，說明即便未曾親身經歷歷史創傷，人們仍可能透過文學、影像、博物館、電影與其他大眾媒介的再現，承接他人的創傷經驗，並與受壓迫者建立倫理性的聯繫。
她進一步引用 Jeffrey Alexander 的「文化創傷」理論，指出若要將受害者的故事轉化為能夠被大眾感知與共感的集體記憶，創作者不能只是重複既有的受難敘事模型，而必須創造新的文化分類架構，讓歷史經驗以新的形式被理解、感受與記憶。舉例而言，電影《賽德克・巴萊》透過多語言對白的形式設計，重新組織觀眾對族群、殖民與歷史暴力的感知方式；這不只是對課本知識的影像化補充，更是一種重新分類歷史經驗、創造新故事框架的文化實踐。
千禧世代的突圍：轉型（期）正義美學
接續前述對見證世代與後記憶問題的討論，湯舒雯將焦點推向白色恐怖的歷史後景，聚焦於1980年代出生的「千禧世代作家」。她指出，這群青年作家在書寫歷史小說時，普遍偏好使用「時空錯位」的文學裝置，透過架空歷史、時間穿越、科幻設定與平行時空等形式，重新進入臺灣的歷史創傷。講者以瀟湘神《臺北城裡妖魔跋扈》（2015）的烏有史設定、楊双子《花開時節》（2017）的時空穿越，以及黃崇凱《文藝春秋》（2017）與《新寶島》（2021）中的科幻與平行時空手法為例，說明這些過去常被歸入大眾文學或類型文學的敘事元素，如今已逐漸受到文學場域的承認，並成為當代歷史書寫的重要形式資源。
黃金時間點下，千禧世代作家非但沒有感到寬裕，卻滋生了一種集體「遲到意識」。為了釐清這一集體文學現象的成因，湯舒雯進一步回到2010年代以降臺灣的歷史條件與感覺結構。就外部環境而言，這一時期包含2014年三一八學運、2015年11 月馬習會，以及2016年8月正式掛牌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等重要事件。這些事件使臺灣社會進入轉型正義重新制度化的關鍵時刻。然而，正是在這樣看似具有歷史契機的時刻，千禧世代作家感受到的並非從容與寬裕，反而是一種集體性的「遲到意識」：他們意識到自己並未親歷威權暴力，卻又必須在歷史傷口尚未真正癒合之際，承接敘事、追問真相，並重新組織公共記憶。
湯舒雯認為，臺灣此時正經歷一種類似於美國社會中的「歷史行動主義」：當千禧世代作家開始登場，臺灣也同步進入向加害者究責、要求真相與補償的行動階段；換言之，這也是轉型正義工作逐步進入體制化的階段。因此，她將這種在「體制化」與「遲到感」交織的感覺結構中生成的文學現象，定義為「轉型（期）正義美學」。在形式上，這類作品吸收西方流行文化與類型文學的媒介資源，藉由非線性時間、時空錯置與多重歷史可能性，對抗單一、線性的歷史觀；在政治想像上，它也回應現實中的「中國模式」意識形態壓力，重新思考臺灣歷史、主體與共同體的可能邊界。
接著，湯舒雯進一步將轉型正義的三項核心工作——給予真相、給予正義、追究責任——與千禧世代的小說相互對照。首先，在「給予真相」的層次上，青年作家經常熱衷於田野考察、文獻採集，並在小說中引入手稿、地圖、檔案與圖像等材料，為長期受到壓抑或遮蔽的歷史重新建立可見的證據形式。其次，在「給予正義」的層次上，小說能夠打造具體的「轉型正義情境」，召喚讀者的同理心與沉浸式體驗。例如黃崇凱在《新寶島》中，透過虛構世界邀請讀者進入受害者家屬的處境，甚至在文學想像中伸張現實未竟的正義：讓歷史受害者復活、讓文科出身的原住民成為總統，並將小國古巴與臺灣並置，藉此改寫臺灣共同體的想像疆界。至於最困難的「追究責任」，文學則得以在法律與制度力有未逮之處，以「啟蒙」之名，展開道德層次的追問與究責。
這種擁抱類型元素、重視史料基礎，並且不避諱以明確理念推動敘事的「轉型（期）正義美學」，至今仍持續影響臺灣文學生態。（在講座當下）湯舒雯更預測《臺灣漫遊錄》（2020）一但獲得國際布克大獎，其帶動作品「歸返」臺灣文學場域的效應，將促進「轉型（期）正義美學」成為一個更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
從現實觀察出發，經由文學研究的梳理，湯舒雯深信，閱讀白色恐怖書寫能為人們植入一種記憶與倫理的「抗體」，使我們更難輕易對同類開槍，也更能體會生命所承受的艱難重量。除了文本閱讀之外，她也提到，若能親身走訪「不義遺址」，透過現場經驗感受歷史留下的空間痕跡與身體震撼，也可能成為個人與歷史重新建立連結的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