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林福地導演（第52屆金鐘獎終身成就獎得主）
主持：黃美娥（臺大臺文所教授）
時間：2022年10月20日（四）下午13：00-15：0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許明智（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思相枝：
林福地的
臺語片年代
主講：林福地
主持：黃美娥
林榮三台灣文學講座
1965年，在聯合報的一則報導中，介紹了當時臺語片導演中名字最響亮的林福地導演。這則報導提及，林福地導演的個性沉默且苦幹，並具有熱情、理想與目標。多年來，他一有空閒時間，都會埋首於電影的拍攝，且他的影片都是頗受歡迎的作品，通俗而有深度，並兼顧觀眾興趣。而在近六十年後的2022年，很榮幸能在「臺灣通俗小說跨媒介交涉專題」的課堂上，由黃美娥老師邀請這位在臺語電影史上的重要人物──林福地導演，前來分享他的臺語片年代。
這次演講的主題，援引自林福地導演的第二部電影《思相枝》，若用臺語發音，就是「思想起」的意思。而在演講當中，林福地導演也以個人生命史的視角，娓娓道來民國四十多年至今的臺語片歷史。
導演回憶，在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國家電影機構也隨之來臺。當時有四大機構：一是國防部位於北投的「國軍電影製片廠」；二是教育部的「教育電影臺」，後成立國立藝專後，捐給電影系實習用；三是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在重慶南路末端的「台灣省電影製片場」；四是「農業教育電影臺」，後和「台灣電影事業公司」合併組成著名的「中央電影公司」。然而，由於撤退時太倉促，上述機構的人員只來不到一半，器材也難以帶來臺灣，導致一段時間無法拍戲。
直到萬象電影公司的《阿里山風雲》（1949）上映後，才開啟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電影史。雖然這部國語片票房並不理想，但這部電影的主題曲〈高山青〉（周藍萍作曲）卻仍傳誦至今。而在臺語片歷史上，林福地導演認為他的師傅──邵羅輝導演的〈六才子西廂記〉（1955），是戰後第一部臺語片。
接著，林福地導演向我們細數邵羅輝導演的拍戲歷程：邵羅輝先是在橫濱上岸，後至東京學習，並在東映株式會社學習拍戲，也擔任臨時演員。二戰結束後，邵羅輝被遣送回臺，不會講國語也看不懂漢字的邵羅輝，為了拍戲，便請林福地當副導演兼編劇，來拍攝第一部臺語片〈六才子西廂記〉。可惜的是，由於放映器材的限制，觀眾無法看清楚畫面，故生意並不好。而後，第二部臺語片電影──何基明導演的〈薛平貴與王寶釧〉（1955），不但邀請麥寮女子歌仔戲團來參與拍攝，也獲得好票房，讓許多台灣人對臺語片感到興趣。而〈薛平貴與王寶釧〉的熱映，正式開啟臺語片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林福地導演擔任過化妝師、燈光、攝影助理、編劇、副導等工作（如《望你早歸》、《台南霧夜大血案》、《大橋情淚》、《純情淚》等電影），最後慢慢走向自己拍攝臺語片之路。
在林福地導演的生命史中，他曾在貢寮附近的頂雙溪戲院擔任經理，也曾至台北《公論報》當過編輯，也同時靠寫劇本賺錢。終於在1961年，高仁河成立「中興電影公司」，邀林福地合作拍攝臺語片。同一年，林福地導演的第一部臺語片《十二星相》（臺語：十二生肖）上映，裡頭許多演員是歌仔戲班出身，內容則是關於十二個英雄幫王子復國的故事。
而林福地導演的第二部臺語片《思相枝》，當時由恆春戲院老闆投資，也曾在恆春拍攝外景，獲得廣大觀眾迴響，甚至當時的《中央日報》社論上也點名批判「堂堂國營的中影的片子，不如林福地的臺語片電影。」這段話雖然隱含國語片與臺語片的位階關係，卻也顯示出林福地導演的實力。導演提及，《思相枝》的配樂聘請交響樂團進行伴奏，並搭配情緒的變化，亦是他拍攝電影時的堅持。
由於林福地導演對臺語片的熱忱，故即使當時中影經理龔弘邀請他加入中影，但他寧願在臺語片中繼續嘗試、學習，以精進自己的導演技術，也走出不同於1960年代的「健康寫實」潮流的電影風格。只不過，在李翰祥導演的國語片《梁山伯與祝英台》上映後，臺語片的年代慢慢消逝。最後，林福地導演在1964年決定進入李翰祥所創立的國聯影業有限公司拍國語片。
回顧導演的臺語片拍攝歷程中，和台灣文學最相關的，即是他曾將日治時期的通俗小說《可愛的仇人》，改編為臺語片《可愛的人》（1964，因為電檢處限制，故將片名去除「仇」字）。《可愛的仇人》原是徐坤泉在1936年的作品，在日治時期已具有廣泛的讀者群。而在戰後，林福地導演改編時則將主軸改為留在臺灣的角色，而選擇去掉主角在原著後半部到日本的情節。也因此，導演將原著中兩個世代的故事，交錯為一個世代的故事，並將原著的第二代小孩做為主角，加入戰後社會對於情仇糾葛的反思。導演表示，之所以想會改編這部作品，是希望能透過文學來刺激自己的劇本寫作，而不是只有自己憑空構思。雖然目前已經無法看到《可愛的人》，但從導演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徐坤泉《可愛的仇人》跨越戰前與戰後的時代，並經歷不同媒介的轉換下，在戰後臺語片中重新獲得生命。
短短兩小時的演講，著實難以含括林福地導演一生的臺語片經歷。而在提問環節中，導演的回應也讓我們看見臺語片如何跨語越境，和日本、香港、東南亞等地，或交流或輸出，背後交織出的是我們仍然陌生，卻也迷人的臺語片年代。而在講述這些歷史故事前，導演其實也先和我們分享他心中對於「電影」的看法：他認為，電影表面上看似以娛樂性為主，實則隱藏著很大的力量。若一部電影的主題、內容是好的，便可以引領觀眾走向更進步的社會，更有心靈層面的影響。
時至今日，雖然臺語片的年代已經消逝，但我們對於電影的見解，似乎仍有所共鳴之處。經歷這段充實且深刻的分享，我們也恍若「思相枝（思想起）」那個看似遙遠、卻也與我們如此貼近的臺語片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