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東山彰良（本屆「臺大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
主持：謝欣芩（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5年10月29日（三）下午14：30-16:30
地點：臺灣大學人文館530教室
撰稿人：呂佳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計畫」進入第四場活動與閉幕式，邀請東山彰良老師與謝欣芩老師、張文薰所長進行對談，主題為「東山彰良文學與電影」。在東山老師的文學作品中頻繁出現電影元素，像是李小龍、霹靂舞、《逃離惡魔島》等，皆構成其小說世界中強烈的影像感與節奏感。例如在《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中可見成龍電影《醉拳》、《蛇行勾手》的影響，酒、醉拳與蛇等意象彼此交纏，電影感鮮明，這些影像符號也構築出東山彰良小說的節奏與美學世界。
一. 文學與影像的邊界
談及電影對小說的影響，東山指出，自己「並沒有看太多書」，而是以腦中的影像為出發點，寫作對他而言是一種將腦中如電影畫面般的想像轉化為文字的過程。創作時他常搭配音樂，並強調音樂風格須與作品氛圍相呼應，如同「電影配樂」一般，能激發創作上敘事的節奏與情緒層次。他亦坦言，寫作之初帶著現實壓力的經濟考量，「寫書賺錢，小說可以被拿去拍成電影，收到很多版稅，就可以扶養家庭」。然而，隨著創作歷程推進，他也意識到文學與電影之間的差異。若小說作品轉譯成影像，必然會受到畫面與時間長度的限制，而這種「被侷限」雖是一種約束，卻也形成創作邊界，使他思考文字的自由度。東山回顧自己早期的創作，認為那時的他「像是在討好電影」，但自《黑騎士》之後，他開始不再以「控制」小說走向為目的，而是讓小說自然開展，「小說寫著、寫著，會帶著作者走。」進而發現文學本身的獨特性，甚至是以一種「反抗電影」的姿態在書寫。東山提到，文學改編成電影的例子雖多，但創作小說的原初動力並非為了影像化。「當要把一本書拍成電影時，重點在故事性」，然而那些在改編過程中「被淘汰掉的故事細節」，正是小說最珍貴的部分。文字能夠延展、內省、遊走於意識與記憶之間，這些層次恰是影像難以取代之文學魅力所在。
在談到小說改編時，東山透露《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正在進行電視影集的初期開發，但「被改變了很多」。他笑說：「小說的具體細節應該被保留，而不是只保留一種故事的抽象靈魂。製作公司以『inspired by』標誌出改編與原創的關係可以，但『based on』就不行——不過，給很多錢，所以可以（笑）。」影像作品在改編過程中勢必會對小說情節進行調整，而這樣的轉化他並不完全抗拒，但也不打算親自涉入。對東山而言，文學與影像是兩條並行卻不相互取代的創作路徑，小說的核心價值在於文字的開放性與細節的延展，而這些往往是影像無法完整承載的。
二. 東山彰良的電影記憶與日常美學
在論及成龍與王穎的電影是否有影響東山時，東山表示「我喜歡這些導演的原因，是那種『日常生活感，卻又非日常』的質地。」他笑言，自己目前正在撰寫一部「什麼都沒有發生」的小說，追求的正是這樣的境界，並坦言也受到小津安二郎的影響。青春期時，他迷戀李小龍、功夫電影與重金屬音樂，如今回望，仍欣賞那段「又土又好笑」的自己。張文薰所長補充指出，成龍的影像在臺灣當代語境與日本之間呈現出顯著差異，在日本社會中人人熟知李小龍，反之李小龍在台灣的知名度沒有日本顯著，這樣的差異也反映出時代的轉變以及電影之於不同世代和國籍影迷的意義。
至於臺灣電影的影響，東山回憶少年時期在西門町看過虞戡平導演改編自黃春明小說的《兩個油漆匠》，至今依然讓他記憶深刻。近年則喜歡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與《同學麥納斯》，讚賞其中對「無聊的日常生活」的捕捉與轉化與紀錄片式的觀察。「那些什麼都沒發生的畫面，其實最有意思」看似庸常、平淡卻隱含幽默與荒謬的節奏，這樣的電影氣息與東山追求的小說境界相通。此外，他也提到表姐曾演出《國四英雄傳》，因此印象深刻。談及《周處除三害》與《父後七日》時，他表示對前者的典故原本不熟悉，但電影讓他深受吸引，也讓他思考宗教行為與信仰的依憑；後者則讓他看見臺灣中部民俗與喪禮文化的電影呈現。談及中華商場的空間記憶時，東山表示，小時候家住小南門一帶所以常常經過中華商場，那裡「像迷宮一樣」，充滿各種生活場景：裸上身的老人、呼喚小孩的母親、鞋店、牛仔褲店⋯⋯「那裡有點危險、像異世界，但我只是經過，不是住在那裡。」他說，「小說裡曾寫到女人在中華商場裡上吊的場景，但在一場和吳明益的對談中，吳明益提醒他：『那裡根本沒有這樣的地方可以上吊啊！』」（笑）
從李小龍到小津安二郎，從西門町到中華商場，東山彰良在講座中以輕鬆卻深刻的語調，描繪出他文學與電影之間的往返路徑。對他而言，電影是創作的啟發來源；而小說，則是他持續實驗與抵抗影像邏輯的場域，讓「什麼都沒有發生」的瞬間，在小說之細節、文字之間閃現出深刻的生命光影。
三. 世界想像與異國書寫
在與談中，讀者想了解到東山是如何看待日本王道少年漫畫對其創作的影響，特別指出《火影忍者》的核心有二：其一是少年間的羈絆——鳴人為此努力拯救深陷黑暗的佐助；其二是對戰爭的反思。這兩部分在東山的《流》與《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中，似乎也隱約呼應。東山表示，為了對年輕讀者撰寫小說，他必須改變平時的創作方式：語言更簡單、使用許多擬聲詞、節奏輕快、靠近輕小說風格，而這在平時小說創作中較少使用。經過這次挑戰也發現「可以更大膽一點，不一定要嚴格區分『青年』或『成人』的寫法」。談及戰爭題材時，他以電影《伊尼舍林的女妖》為例，指出日常生活中的衝突與爭執，如何因果相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與顧慮。但有些大義是恆存、有一些線，是不能跨越的。他也希望未來能寫出一部與戰爭無關、卻能從人際關係切入「戰爭本質」的小說。
進一步談到小說中的跨國設定——臺灣、日本、美國，東山解釋，他喜歡歐美與南美小說的魔幻寫實感，而日本小說則偏「濕濕的」質地。他認為，如果以日本為舞台會顯得做作，但書寫臺灣，卻像進入四次元世界，人物與事件雖靠近另一個世界，卻又自然地生活著。透過異國舞台吸收不同文化養分，可以將陌生地點的故事轉化，傳遞給日本讀者。東山認為在創作小說時「對世界的想像，是創作的重要來源。」在書寫陌生的地方，能讓故事跳脫熟悉框架，也讓小說保持一種探索感。在東山的創作我們得以看見「作家」與「觀看距離」的拿捏，陌生化讓小說可以不斷生成新的視野與語言。
四. 細節與靈魂：小說、音樂與創作姿態
在觀眾提問環節，有人詢問小說是否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為著墨對象，並觀察到小說的視角常以低角度觀察人物與少年間的羈絆。東山回應就像自己在聽古巴音樂時，會依靠音樂家、真實人物的小故事獲得靈感。他強調，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經驗與細微觀察，正是創作的源頭。而對於《怪物》是否有機會改編成電影的問題，東山未直接承諾，再次指出影像改編會有其限制，而小說最珍貴的部分仍在於文字中的細節與描寫。被問到《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的敘述性詭計時，他表示，創作過程並非一開始就佈局完成，而是隨著寫作自然發展。東山強調，自己雖以推理小說出道，但並非公式化的寫作，而是先構思一些情節，再讓情節串連起使故事自然展開。
音樂對創作的影響亦是觀眾關注的焦點，有讀者認為東山的創作方式非常「爵士」。東山分享，從初中、高中時期的重金屬，到後來的搖滾、藍調與鄉村音樂，都對他產生啟發。寫作時，他習慣早上放音樂進入情境，有時觀察到音樂的「不協調感」，以製造「不完整」的張力，這種安排也運用在故事寫作上，能夠被記憶、被重複觀看。他也表示：「有些歌即使很無聊，還是能觸動情感，寫作也是一樣。」東山坦言，書寫本質上是娛樂性的，小說、音樂、電影都是面向大眾的，追求趣味與可讀性，為生活帶來娛樂。對於讀者的接收面，東山認為各種解讀都合理，包括 Boys’ love (B的閱讀方式，作家給予足夠空間，讓讀者自由的詮釋。他最後再次強調，小說的靈魂在於細節：「拍成影像作品會被淘汰掉的那些細節，正是小說最重要的部分。」
張文薰所長補充，東山彰良與其他日本作家曾參與文士劇（ぶんしげき）演出，作家們接受專業劇團指導，會在舞台上透過身體與表演理解角色，也期待臺灣文壇未來能有機會借鏡這種方式，將表演與文學創作結合，探索更多可能性。東山的多樣性嘗試與自由精神，也在他的小說創作中得以呈現，如殺人者的角色隨時可能移轉至另外一人，情節常在出乎意料的轉彎處展開，令讀者時而驚呼、時而會心。正是在這些偶然與轉折之處，文本得以顯露出作者對人性細微面向之觀察，以及對生活、情感與人間風情的深刻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