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東山彰良（本屆「臺大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
主持：楊雅儒（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5年10月21日（二）下午14：30-16:30
地點：臺灣大學人文館530教室
撰稿人：陳霽心（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作為「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計畫」系列活動的第三場，東山彰良與主持人楊雅儒老師、臺大臺文所所長張文薰老師進行了一場有關小說創作、民間傳說與宗教信仰的深度對談，除了談及作品中的狐仙、碟仙、臺灣寺廟等靈感來源與意義，也帶出東山對臺灣文化、家族歷史和魔幻寫實寫作的思考，探索他筆下的文學世界之餘，也呈現他遊走在臺、日兩地文化之間的創造及想像力。
家族信仰、臺灣民俗與魔幻寫實
東山說道，雖然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但祖父卻對狐仙極為虔誠，相信自己在國共內戰時受到狐仙的庇護，來臺後也曾寄錢給留在老家山東的朋友，請託對方蓋狐仙廟，並將上述情形記載於小冊子中，東山在日後翻閱時，才得知此事。這段家族故事後來化為小說《流》（2015）中的重要意象，即便台灣少有狐仙信仰，但他卻認為，將祖父的信仰放入小說裡，不是為了考據真實，而是作為家族記憶的延續，因此他在小說的中華商場中，也「創造」出了一座由祖父所蓋的狐仙廟。這與《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2017）中的「馬頭娘」幻象類似，東山承認將此一傳說寫進作品裡，並不是出於對臺灣民俗的詳細考證，而是為了表現主角心靈作繭、羽化的「變形」過程，但「從繭裡出來的不一定是蝴蝶，也可能是可怕的東西」，以此作為人物的創傷與重生隱喻。
至於《流》的主角葉秋生在軍隊中玩「碟仙」的情節，東山表示，日本亦有類似的「錢仙」（狐狗狸さん／コックリさん）遊戲，兩者皆會召喚出無法控制的鬼神，但「臺灣人會比較認真地相信，日本人則會當成遊戲」，這樣的文化差異也是他選擇以臺灣作為「魔幻寫實」小說舞台的原因。張文薰老師則補充，碟仙在七、八〇年代的臺灣曾引起熱潮，既像心理測驗，也是一種集體儀式，是青少年們在群體中摸索自我與禁忌的行動，小說中，秋生與軍中同袍們似乎也正在經歷這樣的過程，從中探索在家族中埋藏許久的記憶與秘密。而在《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中，三位少年主角在行兇前到龍山寺「擲筊」問關公，此一民俗信仰也同樣會讓日本讀者感到驚訝，東山認為藉由以上的劇情編排，可以表現：「當你要做事而去問神佛，就是沒有把握，需要有人推你一把。」以此凸顯角色們的心理掙扎，並將臺灣特有的宗教儀式介紹給日本讀者。
不過，儘管東山自稱「沒有信仰」，但他仍然對一些民間禁忌保留敬畏的心情，例如「手指月亮會被割耳朵」，他笑著談起自己在手指月亮後，被啤酒杯砸到耳後，送醫縫了四十幾針的往事，當時因為年少不懂事，在臺北天母的酒吧吹口哨，被旁桌客人誤會為挑釁而遭到襲擊。這些「不科學」的偶然，讓他相信民間傳說的力量不僅存在於信仰，也在於人對命運的感受力上。
戰爭背景、罪惡意識與人性極限
談到小說中時常作為背景的「戰爭」，東山自承受到村上春樹《發條鳥年代記》（1994）的啟發，他也想描寫戰爭記憶，卻又不想直接寫戰爭小說，於是大多透過角色們的家族故事，或是以夢境、虛構與現實交錯的方式呈現，例如《怪物》（2022）中編輯與作家角色的對話。至於有關自己家族的「戰爭記憶」，東山坦言作為軍人的祖父，曾經於戰亂中殺害平民，甚至在山東留有石碑和「鎮史」記載，他曾經親自抵達當地，聽聞現在仍居住於附近的村民說起相關往事。這段經驗使他特別關注「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模糊界線，並成為《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罪惡的終結》（2025）所欲探討的核心主題。
他回憶，祖父的家鄉朋友與自己述說的國共內戰情況，平民們往往是「誰給我飯吃我就幫誰」，因此好友們時常分屬不同陣營，並迫於無奈的被捲入戰爭，成為彼此的「敵人」。這種「為了活下去的罪」，以及極端生存條件下的選擇，讓他開始反思道德的相對性，例如《罪惡的終結》中人吃人的場景，正是這種極限狀態的案例之一：當文明崩壞時，人如何做個「正當」的人？美國小說《長路》（The Road，2006）和日本曾改編為戲劇、電影的短篇小說《光蘚》（ひかりごけ，1954）都給了他許多啟發。
在《罪惡的終結》中，東山轉向與聖經對話，包含世界末日與啟示錄的意象，並將此主題延伸談及他所熱愛的殭屍電影。他指出，早期的殭屍片有主使者，後來在《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1968）一部經典之作後，殭屍便成為無意識的存在，現代的殭屍電影已經不再講述殭屍作為怪物有多恐怖，而是在探討人類於極限狀況下如何生存。這種思考與他小說裡的末日意象遙相呼應，殭屍、核爆、世界毀滅等故事背景都是隱喻，重點是「人會採取什麼行動」。
東山彰良的創作，不論寫狐仙、碟仙或世界末日，甚至是未來正在發展中的殭屍小說，他的創作核心時常在探索人在極端無助的情況下，如何尋找慰藉與依託，並將之奉為新的生存希望或人生信念。他將家族故事轉化為魔幻寓言，讓臺灣的廟宇、鬼魂和庶民信仰成為理解人性的途徑。最後他也補充道，他認為自己：「寫小說沒主題，主題要等作家死了之後，研究者從裡面抽取出來。」因此鼓勵讀者將閱讀小說作為一場愉快的體驗，作者說的不一定都是正確的，讀者自己的解讀最重要。這或許正是他筆下世界的魅力，在魔幻與現實之間，合不合理、或意義的存在與否都不是最重要的前提，只是任由精彩的故事恣意生長，召喚出記憶、歷史與命運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