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The Real Story 主持人）
主持：楊雅儒（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5年09月24日（三）上午10:30-12:20
地點：臺大普通教學館502教室
撰稿人：林軒羽（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一篇報導是如何完成的？
當過記者，也當過編輯的李雪莉，從《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一書講起。她回憶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當時身為總編輯，但基於過去的記者本能，仍親赴現場。唯有到現場，才能知道記者有什麼樣的需求。譬如「溝通」就與原先的設想不同，加入現場時，因地緣相近，以為使用英語、國語便能融入當地，卻發現屬於香港人的運動場合，粵語的使用才是最廣泛的——如果不懂粵語，就無法真正與群眾溝通，警察、民眾、集合時間，記者必須懂得才能抓緊時機，也才能捕捉運動的核心。這也是進入「田野」時必須注意的一點：記者不僅需要到達現場，還要能快速理解現場。
然而，隱身於記者背後的「編輯」，亦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編輯除了要能洞悉記者的需求，也要能推動作者、記者寫出好的故事，或挖掘逐字稿中「好的故事」。編輯必須輔助記者，從另一個角度判斷稿件：那裡需要去蕪存菁？那裡是核心？如何能傳達「有效」的內容？有記者經驗的編輯，就會知道記者在那個地方卡關、幫助他突破關卡；帶領研究所學生初入記者領域，也必須以編輯的身份調度人脈，替記者「拓展」視野。有了兩者的相輔相成，又經過大量的資料消化、篩選與書寫，才能完成一篇好的深度報導。
在數位時代——媒體龍頭Meta大舉改變了演算法的時代——資訊的流通機制與過去大相徑庭，媒體的可見度被大幅壓縮。使用者趨向分眾，也使得大眾媒體消弭，小眾媒體隨之崛起。以《報導者》為例，目前有約 50 人的團隊，其中 41 位與內容生產直接相關：《報導者》與《少年報導者》共有20位記者、4 位攝影、5 位編輯台核稿人、4 位社群與影音製作人，加上設計師等，成員們皆有各自的專業與長才，才得以深入不同領域、產出不同面向的報導。
李雪莉也提到，在太陽花學運後的公共書寫變得普及，專業職人、深度報導、報導文學、戲劇、學術研究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聲音、影像、文字彼此接力，使公共討論的形式更豐富。然而，也因為娛樂、資訊的多樣選擇，使得人們「閱讀」的意願下降，甚至在用字遣詞時漸漸失去精準度。面對這樣的挑戰，媒體又該以什麼樣的姿態應對？《報導者》仍在這條路上試圖尋找解答。2015年底《報導者》成立時，堅持零廣告、不接受置入，但同時為了擴大讀者選擇不設立付費牆，當時這樣的選擇，不少人認為是難以存活的。剛開始只有零星的贊助，但十年下來，目前累積了約八千位的定期定額贊助者。獨立的經營，讓記者從點閱率的漩渦被釋放出來，編輯台獨立判斷題目而不受到影響。順應時代，《報導者》同時經營社群，但也陸續出版了15本書，這些書不僅集結相關專題報導，多數是花時間重新梳理、補強，使議題有更完整的架構，反映當代社會的同時，亦希冀這些內容能帶給讀者更深刻、更長時間的思考空間。
大環境不斷改變，不再存在所謂的主流媒體。相同的新聞，在不同的媒體報導下可能呈現不同的樣態，「標籤」也常常影響讀者的判斷，於是如何傳遞「公平」的聲音、傳遞正確的內容，變得更加重要。李雪莉認為「公平」比「中立」更貼切她的新聞價值，在報導中保留各方聲音、呈現利害關係人的說法，「我們的挑戰總是在截稿前窮盡力氣研究、採訪、查證、核實、寫作，最後來決定怎麼公平地說這個故事。」李雪莉更以電影《一一》為例：洋洋為什麼總是用DV拍別人？因為人看不見自己的後腦勺啊——這也是媒體該做的：盡可能地呈現更多視角、接觸不一樣的人，再將內容交予讀者，這才是「公平」。
要看見不同的、別人看不見的視角，記者該如何選題？對於剛開始在寫作路上的夥伴，她建議可以先從自己關注的課題或生命經驗出發。李雪莉認為，「讀者有多樣性，千萬別去猜編輯會出版什麼樣的內容，或是認定人們只想要看什麼樣的內容。在分眾時代，人們的興趣可以被引發的；更何況，讀者和編輯永遠都在尋找新鮮的題材。要問的是，你對於這個主題夠專注和熱情嗎？」
李雪莉提及，《報導者》並不是在追求文學的筆法，但當論及深度報導如何「書寫」，是有原則可以遵循的。好的記者／寫作者與記錄者的差異在於是否能把採訪的片段串在一起，成為有意義的資訊、洞見、智慧，以及讓人理解且帶得走的故事；在採訪時，也要有挖掘隱形問題、追蹤長期問題及賦予議題新視角的能力。例如「廢墟少年」一題，《報導者》聚焦於少年的生活、長期追蹤，而非單以體制或政策作為起點，這種觀看方式讓讀者得以「重新看見被忽略的人」。進入田野時，也必須走進真實生活的場域，而不是舒適的咖啡館。被拒訪是常態，不能害羞，也不能偷懶，唯有勤奮與主動，才能換得真誠的對話，這也是「Follow them home, walk in their shoes」的重要性。
以漁工為例，若要理解他們的生活，就必須上船。她和同事曾進入漁工居住的狹小空間，當時到必須半蹲、胸口貼膝才能進入漁工睡覺的地方。魚艙與油艙寬闊，但人住的地方極為有限。這些若未親自經歷，就難以感受。
自 2018 年普悠瑪事件後，《報導者》不再「慢寫」，而是在多線題目間靈活調度。記者常同時負責三到六個題目，必須在短時間內決定要派誰、去哪裡、怎麼推進，每一個決定都與現場、時間與倫理相關。報導完成後，也不代表工作結束，刊出報導後才是真正的開始——對社會的影響、後座力、生命的衝擊都必定存在。
在社群媒體快速傳播的時代，文字更容易被斷章取義。《報導者》的每篇貼文都必須經多位編輯審閱，確保語句不被誤解。為了維持內容的完整與真實性，拒絕以聳動標題換取流量，因為媒體最重要的資產是信任。信任是昂貴的，就像人不會接受被餵假的食物，也不該接受假的資訊。記者的任務不僅是書寫，更是走訪與時間的投入。
來到QA時間，有學生問「記者如何面對議題所產生的情緒？陷進去該怎麼辦？」李雪莉坦言，《報導者》的議題往往沉重且與不正義相關，對記者而言「公私領域的界線很難切開」。記者必須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並以「意義感」作為支撐──當報導能帶來社會對話，那份創傷就會轉化為價值。這也是身為寫作者應該思考的，要保持對人的興趣、對事物的好奇，及對說故事的渴望。她總結，新聞的價值不只是報導事件，而是在人與時代之間搭起理解的橋。從田野到書寫，每一篇報導其實都在回應同一個問題——「我們要如何看見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