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李玉珍（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主持：楊雅儒（臺大臺文所副教授）
時間：2026年03月31日（二）上午10:20-12:00
地點：臺大人文館532教室
撰稿人：林哲立（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女性為何出家？出家又出的是什麼「家」？本次演講邀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李玉珍，從宗教、性別與文學的交叉視角，探討解嚴後台灣女性作家如何透過佛教書寫，處理婚姻困境與母女關係。李玉珍以蕭麗紅、陳若曦以及鍾文音三位女作家的作品為核心文本，結合她長年在台灣佛教僧團的田野觀察，揭示佛教如何為女性提供一個有別於婚姻的「第三社會空間」。
佛教修行作為女性家族書寫與生命書寫的連結
李玉珍指出，解嚴後的台灣女性作家有兩大書寫主流，分別是家族書寫與生命書寫。在這兩條路徑之間，往往透過佛教女性修行來鋪陳與連結。蕭麗紅、陳若曦、鍾文音三位女作家，不約而同地以佛教比丘尼或女性修行者為主角，且她們筆下的比丘尼形象已不再是過去獵奇式的描寫——不具備神通或是異常，而是有血有肉地面對婚姻、愛情與家族壓力的女性。
李玉珍觀察到一個有趣的對比：過去男性為主的文學作品裡，母親角色常常是缺席的；但在這三位女作家的作品中，反而是父親缺席，母女關係才是核心。這一翻轉，恰恰呼應了她所提出的「母女情結」，即是女性出家的動機，往往與母職的內化和掙脫密切相關。
出家出的是什麼「家」？
「出家」出的不是娘家，而是夫家。李玉珍以此為起點，提出一個性別化佛教的分析框架：對男性而言，出家是離開原生家庭去修行；但對女性而言，出家卻意味著拒絕進入婚姻，不出嫁、不出那個「家」。這使得女性出家後，反而能保留更多原生家庭的資源與支持。歷史上，許多女性的嫁妝被留下來作為出家之用，原生家庭替代了夫家，成為比丘尼最重要的後盾。
佛教作為女性的「第三社會空間」
李玉珍指出，台灣的人間佛教已為女性創造出一個「第三社會空間」，而在此空間，女性不需要依靠血緣、地緣、甚至職業關係，就能獲得經濟活動、社會參與與人際網絡的平台。她以一個三角形來描述支撐這個空間的結構力量：一端是傳統的家族，一端是政府，而新浮現的第三個頂點則是資本主義。當代對身心靈、宗教修行的追求，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腐化與主體性侵蝕的一種抵抗。然而，進入這個空間本身就需要經濟資本。李玉珍強調，從古代到戰後初期，出家從來不是一件低開銷的事。
台灣佛教僧團的性別比例来看，台灣早在1950年代出家人口中女性便已佔75%，如今更超過80%。台灣的僧團，事實上早已是以女性為主體的宗教社群。這些女性之所以被吸引進入僧團，源於佛教的兩大獨特優勢：一是任何宗教都難以匹敵的豐富經典與教義體系，二是一套制度化的宗教身份，它提供的隨意出家，是一個精英化、有體制的宗教歸屬。
蕭麗紅、陳若曦以及鐘文音的書寫路徑
回到文本分析上，李玉珍點出了截然不同的書寫路徑。在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與《白水湖春夢》中，作者以極其溫婉的筆觸，將二二八的政治割裂與家族的生死悲歡，全數以佛教的慈悲精神加以化解。小說中的鄭微婉面對時代巨變，選擇出家的理由既直白又深邃：「簡單一點，就是要跟佛學做大丈夫；複雜一點，就是有地球以來，生命所有面臨過的問題，一次解決。」
相對地，陳若曦的《慧心蓮》與《重返桃花源》則帶有明確的社會批判。《慧心蓮》以杜阿春一家三代女性的遭遇，從父親性侵、丈夫家暴、宗教詐騙，深刻地反映當時台灣的密宗亂象與女性在宗教中的處境。《重返桃花源》更進一步，以九二一大地震後一位海外比丘尼返台賑災的經歷，正面質疑僧團中的男女不平等，甚至讓女主角最終還俗追求愛情——「桃花源已經不在了」。
鍾文音的《別送》則走向另一條路徑，全文以照護者與作家的雙重身份，書寫母親的病與死。李玉珍特別指出鍾文音一個令人驚愕的創作特質：她在小說中寫到母親去世的時候，真正的母親其實尚在人世，這種實驗性的精神既殘酷又深刻。在她看来，這呼應了佛教中「不是大仇，不能成大親」的因果觀，在原諒父母的同時，其實就是原諒自己。
母女情結：學佛的媽媽為什麼不許女兒出家？
演講的核心問題回到「母女情結」。李玉珍追問：為什麼這些女性不選擇當單身貴族，而非得出家不可？答案在於母職的內化。她們從小代行母職（三歲煮飯、五歲照顧弟弟），深刻地被母親這一角色捆綁，以至於唯有徹底斷裂，即是出家才能從中解脫。
弔詭的是，學佛的母親卻往往反對女兒出家。李玉珍以一個精闢的類比說明：一個只有小學學歷的母親可能同意「女兒應該讀大學」的社會價值，卻不願在自己女兒身上執行。
這其中的關鍵便是因為「根據我的經驗，小學畢業也照顧家庭照顧得很好」，藉此說明了認知上的同意與實踐上的抗拒之間，存在著深層的主體性矛盾。
性別化佛教：文學與社會的共同見證
為什麼這些女作家都選擇佛教來書寫？是否只有佛教能提供這種修行的性別轉變？而佛教僧團是否又同時在加強性別差異？
李玉珍最終回到以上這些根本性的提問，並認為文學所描述的就是真實的社會，而宗教若不被社會接受便無法存續，於是當我們考慮宗教與性別、宗教與文學的關係時，最根本需要確認的往往是在其之下的社會基礎。
台灣佛教的形式不僅是現代化的，更是性別化的。如果忽略了性別這條軸線，許多真實而委曲的面向便無從呈現。這正是從宗教學角度閱讀當代佛教小說，所能開啟的獨特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