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張亦絢(本屆「臺大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
主持:呂美親(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時間:2024年03月19日(二)下午13:20-15:2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正404教室

撰稿人:陳柏宇(臺師大臺文系博士候選人)

從《永別書》開始

提及張亦絢,腦海裡浮現的第一念頭大概會是性別或同志書寫。

主持人呂美親開場時也提及,身為台語文研究者似乎難以和形象如此鮮明的華語小說家張亦絢產生連結,但事實上她在博士班時期讀到《永別書》就非常感動。她談到1990年代時台灣文學蓬勃發展,當時的發展不僅指議題和文學技巧,更有作者與讀者相互試探、切磋,乃至訓練、啟蒙的意義。到了張亦絢的《永別書》讓人發現台灣文學的書寫已經成熟至此,關於性別、自我、時代、國族、認同等種種議題在作家筆下談得如此深刻、動人。「國族認同」本身就是一個「痛」,台灣文學也很習慣書寫國族的痛,張亦絢用了不同於以往的性別和當代角度使得台灣文學走出不一樣的風景。

呂美親進一步提到,雖然張亦絢以性別書寫為人所知,但張亦絢一直都有在關注語言問題,例如在參加2022年《台語現代小說選》發表會後,在社群網站記錄到「台語文學也有同志小說」。

在小說家身上看見文學「超克」了時代和語言。

親愛的小語言們

張亦絢自敘一直都有在閱讀《台文通訊BONG報》(前身為《台文通訊》與《台文BONG報》),也喜愛「金枝演社」,這是別人會驚訝,自己也少聊的一面。「這是自己平常不揭露,最在乎,也最弱的一面。」張亦絢表示自己的台語並不好,雖然聽得懂但說得並不輾轉(liàn-tńg),這和其生長環境有關。

提到個人和語言的關係之前,張亦絢先解釋了何謂「小語言」。

張亦絢原先想要以所謂的「母語」、「族語」,或「被邊緣化壓抑的語言們」為題。但「母語」就目前的語境而言,界線並不明確,母語有其混雜性,同時母語又不一定和血緣有關係。不得不一直叩問「母語到底是什麼?」、「母語又是從哪裡來的?」

於是,想到了外界常常會覺得語言運動是一個緊張的場域,不過實際上參與語言運動的人都很可愛,這些語言其實也都很可愛。所以,「小語言」的小並不是指邊緣,不是之於「大」的「小」,是指親近、親暱、親愛的。小語言是指「親愛的小語言們」。

「但我們進入語言之前,要先保持距離。」張亦絢講完小語言實際指「親愛的小語言」後話鋒一轉說到,不能太快「產生意義」。音聲產生意義後才會生成語言。小說家從語言學的概念往後退,讓組合成語言的音聲和意義暫時剝離,提醒談論語言之前,先具備感受聲音的敏感度,再比較意義和內容,或許會對思考語言和文學寫作有所啟發。

他的客家到底可不可以給我?

張亦絢談到雖然父系是所謂的外省福州人,但其實外省/福州留下的痕跡有限,連父親的母親在失智後,最後留住的語言都是台語。此外,家族之間有各族群通婚,「加上母系,我們的族群恐怕沒有想像中那麼單一。」

張亦絢進一步提到雖然父系有雷震和殷海光的「外省反蔣精神」,但會更鮮明地將認同台語和愛台灣連接,父親甚至會在晚上唸報紙社論練習台語。母系作為客語族群,則有一個更特別的情況──「全客語的外婆家,卻不對小孩講客語。」

母親擁有強烈的客家認同,卻陷入有著覺得小孩繼承了丈夫外省人血緣,和不應該交付客家認同的糾結。

「他的客家到底可不可以給我?」張亦絢認為母親的糾結來自於某種「原始的」,客家人會被其他族群欺負的想像,彷彿傳遞了客家認同,會讓孩子陷入不幸的境地。

儘管張亦絢提到個人的小語言經驗影響有限,但「母語」或「族語」確實不足以應付其父系和母系「小語言」在族群、文化、認同、情感層面的複雜糾葛。

語言學沒有「方言」比較「低」這件事情

「我對聲音比較沒有自信。」張亦絢表示雖然自己聽得懂台語,不過講得並不好。這當然和成長時台語仍然受到壓抑社會氛圍影響,同時也和自己學習歷程有關。

「法國是一個老牌的殖民國家,就有很多批判殖民的理論跟累積。」張亦絢談到了自己在法國時的語言與文學經驗,提到讀法文能夠接觸到如阿爾及利亞的非洲文學。法國殖民了許多地方,被殖民的地方各有自己的語言,而到了法國之後才意識到,不像台灣有「貶抑方言」的概念,語言學並沒有「方言」比較「低」這件事情。

儘管學習過台語,甚至將楊青矗的台語教材帶去法國,但自認沒有正式、系統性的學習,導致對台語沒有自信。遇到作家鄭順聰分享台語細緻的「語音」、「聲調」時,聽得出來,卻發不出來,意識到其實「輸入和輸出的聲音不一樣」。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有些聲音辨別不出來。」張亦絢講到學習德語、法語的聽力練習,早早意識到自己有發音上的盲點,也慶幸自己遇見的聽力老師都很溫柔。

「他們大概都知道聽力和身體有關係。」對張亦絢表示,語言的暴力不僅書寫在內容之中,在語言的學習和傳遞過程──尤其聲音和聲音的碰撞也可能產生身體界線的衝突。

翻譯總有搔不到癢處

在進一步談論文學之前,張亦絢再次強調自己的台語並不好,若接到文學評審的邀約,要如何要求自己對台語文作品下公正判斷?顯然至少要有台語閱讀能力,這便是對語言最低程度的要求。

而就創作者立場出發,只要創作者覺得書寫安排合理都未嘗不可。「我曾經看過一篇作品客語寫得很道地,註釋下了40多個。」寫作為什麼不能有註釋?註釋除了是創作者本身的書寫策略之外,也應該要把註釋和翻譯視為更平常的閱讀手段,畢竟語言的外部和內部總是充滿各種需要填補的空間。

此外,對張亦絢而言,談論寫作語言除了語言友善和語言平權問題之外,還有更文學、更美學的層面,那些關於語言之間無法翻譯,卻更為深刻之處,「翻譯是個好東西,但對『不可譯』也要有認知」。雖然應該把翻譯視為更平常的閱讀手段,但翻譯總有搔不到癢處──那便是語言之間不可取代的縫隙。

張亦絢回應了講座開始時,要避免「太快產生意義」的提醒,當聲音只剩下聲音時,反而開展了這時候保留語言的原貌,保持語言不可譯的部份,便讓文學的觸角延伸出語言和文本之外。

語言生成意義看似引導、統合了作者的書寫和讀者的閱讀,但其實作者藉由書寫;讀者藉由閱讀能夠兌現的生命經驗,有時在語言,或者說文字表記的意義之外。

書面語文學只是文學經驗的一小部份

「從歷史來看,書面語文學只是文學經驗的一小部份。」儘管身為小說家,張亦絢一再提醒語言和文字的有限。「這也是我認為AI始終無法取代人類的原因。」如果AI代表了人類語言和文字的極致,反倒可以證明人類在語言和文字之外的部份──儘管無法言說。

「有書上記載,卑南族的耆老在傳授某些知識的時候,就更願採用親身體驗而非假借文字。」世界上太多的東西無法用言語表達,用文字表達後記住,和身體表達後記住是不同的組織形式,書面語言強調的精準和容易傳遞,有時候反而成為一種需要保持警惕的情況。語言的標準化,反倒限縮了世界表述系統的多樣性。

張亦絢提到大學時,和男性同學談論女性主義後,這名男性卻是照搬來壓抑其他女性的發言。不禁思考,是否自己也應該反省,對知識傳遞對象來者不拒,其實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應。知識和文化確實應該完全不設門檻,但應該要思考傳遞的途徑和媒介,如同高壓電塔傳送電力會喪失能量,傳遞知識和文化之後,到底散失了什麼?甚至到底傳遞了什麼?或許我們太慣常把語言的邊界視為意義的邊界,忽視了語言和文字之外的「文學」和「記憶」。

「或許我們還是得回到台灣。」張亦絢認為台灣的語言有一段從被忽視到再受重視的過程,如同尚未被列入族群,但有所討論的噶哈巫族以及噶哈巫語,本來擔心復振困難很高,但復振意識萌芽後,也有跡象顯示,復振變得更有希望與起色。而像來自英國蘇格蘭的巴克禮,催生了「台語白話字」,其實都是台灣作為海島的開放性累積歷史交流呈現的意外遺產。要回到台灣的現況,不免提到台灣的語言環境長期面對的政權暴力,台灣面對複雜的殖民與存活經驗時,應該要保持更豐富的理解。

講座最後,呂美親呼應張亦絢的說法,提到台灣討論台語的情境。其實大部分仍然不斷重複「語言只是溝通工具」、「台語沒有字」等等問題,在語言平權運動的三十年間,討論的問題仍然不斷重複,甚至是沒有差異的重複。但社會終究會再前進,相信討論終會帶來進步。而面對沒有差異的重複,張亦絢並沒有表示厭倦,反倒感到悲傷時,這更能讓理解張亦絢之所以選定「小語言」為講座主題的原因──小語言是指「親愛的小語言們」,如果「親愛的」過了三十年仍然在原地打轉,確實是一件悲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