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幕致詞:徐學庸(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主講:張亦絢(本屆「臺大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
主持:鄭芳婷(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4年02月21日(三)下午16:00-18:00
地點: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撰稿人:林心嵐(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作家張亦絢長期關懷台灣文學、女性主義,著作包含小說、散文,除文學外亦觸及電影、劇本。本次講座以「如果世界還不屬於我:台灣文學與女性主義」為題,與讀者分享如何酷兒閱讀台灣文學和電影的思考路徑。

進入正題以前,張亦絢回想起自己年少時在王文興老師的課堂上首度接觸女性主義與電影的經驗,以創作者身份向聽眾們喊話:「請各位不要太相信小說家所說的!」她說,創作者並非以作品向讀者直接訴說,而是希望透過作品和讀者對話(show, not tell),因此其中有些會是陷阱。其中,文學又作為一種高度重視文字使用的精密技術,在研究端和創作端具有無法避免的落差,而容易造成所謂「藍色窗簾」的情況。對張亦絢而言,作品在內容傾向上具有保護創作者的功能。

針對講題「如果世界還不屬於我」,張亦絢延伸「童年」、「匱乏」、「對抗與斡旋」這幾組關鍵字是書寫的重要泉源。「童年」指涉的是,還未成為參與者時,有太多預設,有自由也有限制,且不了解世界運作的規則,難以用語言和世界溝通;而成人的「失語」具有回到童年的效果。「匱乏」則意指讀者接觸作品時,驚異於文字的豐富、想像的豐富,而這來自於創作者在書寫之前對於「匱乏」的意識——寫作乃是書寫者如何意識到前人的缺陷並進行改進的思考成果。「對抗與斡旋」則是書寫者在文學上經過了轉折、並非二元對立,具有灰色地帶的的一種,跟自己所認知的世界談判的過程。對張亦絢來說,她力求爭取之物以及不得不妥協的那些構成了她所有的創作。

張亦絢認為自己從小就是一個任性的人,她「只做感興趣的事」,而對任何事只要「感興趣就一定做。」但成長過程中,難免遇到勉強的事,但她認為勉強的過程有其必然,她的解方是對於無法避免的必要之物,哄騙、誘惑自己產生興趣,也因此在成長過程中培養興趣是必要的。在她的著作中,《我討厭過的大人們》和《永別書》較為清楚的呈現了張亦絢對於台灣文學和性別理論關係的思考,但其實經常被認定為是「華文文學」的《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卻是張亦絢有意識從事「台灣文學」寫作的開始:張亦絢在觀察旅歐亞人時,發現他們經常懷抱大量非必要的瑣碎外國知識,藉此獲得某種安全感,而這促使她開始探究台灣人如何思考「外出」、連帶著在「外」如何回看「台灣」,建立出「台灣」的主體意識?

由此,張亦絢談起自己「台灣文學意識」的生成起點。她回憶起年幼時期居住於「木柵路」,這條路的名字迥異於戰後大量以「中正」、「中山」、「光復」等命名的路名,甚至因為不夠「風光」而在學校被同學嘲笑。為了保護自己,年幼的張亦絢開始尋找「木柵」的命名由來,了解了木柵地名的歷史由來後,她對於自我的認同由恥辱轉變為光榮,長大後才知道自己少時所讀到優美精練的文字是日治時期文人黃得時所寫。張亦絢藉此經驗指出,日治台灣文學在戰後轉為隱性,暗藏在各處潛移默化讀者的文學品味生成。類似案例亦有《天才學生》眉村卓的譯介、新潮文庫叢書前綴吸引台灣人的導讀等等,在「選介」和「翻譯」的過程中,大量隱藏的台灣文學生產者早已不知不覺引領著台灣讀者。張亦絢說,過去一直以為自己和台灣文學離得很遙遠、以為自己因為接觸時間太晚,錯過了生成養分的黃金時期,即便再喜愛,台灣文學也不能是「自己」的,但其實好像很早就默默地被台灣文學養大了。張亦絢的童年經驗反應出的時代背景是,兒童文學中的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隱藏在「中國」之名底下。「女性主義」也有著類似情況,張亦絢分享:在習得女性主義的過程之中,「女性」這個詞彙似乎是一個難聽的字眼,而找不到「好的歷史脈絡」。

針對台灣文學中的女性主義,張亦絢將目光投放至日治時期小說家的研究取徑上。她分享自己對於翁鬧的喜愛、對於呂赫若不懈地學習,以及至今仍在重讀張文環且不斷有新的收穫,因此認為日治時期作品是充滿「皺摺」的,現在的研究仍有許多可以著墨之處。她提問:「是否應該將「殖民與性別」讀成主輔(副)或虛實關係?」張亦絢認為,目前對於日治時代作品的閱讀慣性是認為作品重點是「殖民」與「反殖民」,而把文本中的「女性」受到的苦難指向「台灣人」所受的苦難之隱喻,如此閱讀「慣性」在《永別書》也受到影響,但她並不認同:張亦絢認為,「殖民」和「性別」的兩種苦難是同步存在的,而且兩者不相等,更同時需要被認真面對。她針對日治台灣文學作品近一步提問:該如何理解在歷史檢禁下的打掩護手法?該如何重構日治脈絡?以及如何面對戰後戒嚴體制下難以觸及日治作品的情況?在這些重重歷史背景之下,判讀文學作品仍有大量可以思考之處,也因此,張亦絢強調在閱讀過程中,把所有訊息都以同等的重要性看待,方可發現文學作品中蘊含的大量深意。

此外,張亦絢也提醒,解讀文學作品時應當特別留意「對於作者本質論的假設」。同樣以日治時代男性作家所書寫的文學作品中,性別議題被囊括於殖民議題下的解讀為例,張亦絢認為,日治時期已有婦女運動存在,因此男性作家亦可能具備與現在並不相同但依然存在的女性主義意識——因此,歷史的脈絡是非常需要被重視的。

在台灣電影上亦有非常類似的案例。張亦絢以鄭勝夫改編凌煙小說的電影《失聲畫眉》為例。小說《失聲畫眉》獲得第四屆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但改編電影卻因尺度和語言使用問題,被列為「限制級」,更在上映七天即被迫下檔,當時評論多將其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三級片」,而在電影史上難佔一席之地。直至今日,這部電影的價值仍多以「讓女性的情慾和性活動在電影中成為『可視的』」為強調點,但張亦絢卻認為這部電影應當在美學上被平反。她引用自己在文章〈三級片!或論《失聲畫眉》中的「第三」美學〉中的一段:

沒明星,卻有大量出眾的演員。沒教化,只有對未必能自圓其說的人生妥協,全然接納的注視。過往只用「為歌仔戲或女同志請命」這樣過於工整的前置眼光框架它,多少扼殺了它。《失聲畫眉》的角色無一不活,構圖絲毫不匠——這部「精神是井原西鶴」的草根織錦,不只是出類拔萃的群相電影,在對話、空間、場面調度上的「醜陋寫實美學」,都值專篇討論。但或許也因為密度甚高且手法幽微,而曾未被充分肯定。這是滿滿「第三性」的電影:不止是性別上的「第三性」,也是在「沒有歷史之人的歷史」這個意義上的「第三等級」電影。這樣「三」的三級片,真是三級片之光。

指出這部電影在場面調度、構圖美學、非明星式演員運用、多重脈絡等技法上都十分優秀,且並未完全依循小說文本,而是在電影拍攝時力求呈現屬於導演自身的「戲班記憶」,同時具有電影美學和歷史記憶留存的價值,至今再看仍絲毫不過時。張亦絢藉此提出研究者的重要性:這部電影的不容忽視之處並非在於「同志現身」和挖掘沒落的戲班,而是在於電影本身敘事手法的藝術價值,因此當前研究的焦點需要被挪移。這也影響到保存機構修復電影史料的順序,更影響了當代參與美學競爭、重新定義「經典」的過程。同時,張亦絢再次強調對於作者「本質論」應當謹慎思考:以《失聲畫眉》為例,生理男性導演亦可以在女性主義上做出重大的貢獻,只是它在民智未開的社會給予太過前衛的藝術重擊,立刻與社會期待錯開而招致負面評價。也因此,張亦絢認為研究者的重要任務之一即為不斷思考是否可能有新的假設與研究取徑。

針對「創作」與「研究/教育」兩端結合,張亦絢提出「大河與小河」一詞,認為近年來台灣文學在創作和教育的分野已有轉變,過去創作者常被叮囑的「千萬不要把創作的精力分給教育」情況已然不再,更多的是將台文教育與小說創作加以交織所營造出教育即文學的例子,比如鄭清文、王定國、賴香吟、朱和之、瀟湘神、朱宥勳、黃崇凱、楊双子⋯⋯等。張亦絢對此加以肯定,認為找到合適的結合方式,對於文學的創造性和普及性會有雙重的助益,如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便是極佳的案例,呈現出小說家看小說家所提煉出對於作品的觀察是非常準確而非「印象式」的思考。

針對試圖以女性主義為關懷進行創作的後輩,張亦絢提醒:「女性主義文學並非女性化的文學,而是『為了女性未來而寫』的文學。」她也提出,台灣戰後女性主義語言實際上遇到了某些困境,亦有待突圍。比如凌煙《失聲畫眉》、《扮裝畫眉》、《竹雞與阿秋》系列作品中,三本作品無一例外,幾乎都談及性暴力。其中《竹雞與阿秋》使用男性的敘事者口吻貫串整本小說,採取男性觀點帶出同志的筆法雖和過往作品有所差異,但這在文本中卻屬於強暴者的觀點。張亦絢認為,不該立刻將此指為「厭女」,而選擇將此視為社會對強暴的不了解之展現,而這在當時又是一種普遍的傾向。張亦絢認為,女性主義作品並不該僅指出「應然」,而需要和「實然」對話,因此在文學中刻意使某事物退化,藉此給予新的生命有所「看見黑暗」之必要。類似案例包含李昂《密室殺人》,是作者把個人作為女作家生涯所遭遇的問題回收而成的小說,李昂在小說中提出所有否定自己過去作品的問題點,而這些就小說而言非常有趣的「否定」直指:自己是否有再檢驗的可能?在何種情境之下有「否定」的必要?張亦絢認為李昂以稚拙的語言提出的新問題,讀者必須了解在在新文本背後的原文本所遭遇的爭論方能「看懂」這本作品。

最後,張亦絢分享了近期一些令她意外的令我意外的酷兒書寫與其延伸討論,主要聚焦於精神疾病與同志的交錯關係,她將之命名為一種「當代不適」。例如林昭生(李昀)的非虛構作品《精神病手記:反覆自殘的三年自述》,寫作初衷或與文學毫無關聯,但文字非常好,也提出了許多難堪、難以提問的問題。和前一世代的同志作家邱妙津相比,如今的寫作者需要面對和對話的是截然不同的社會困境,也因此文學是不斷推進、不斷生成的過程,主持人鄭芳婷老師也同意,並引用巴特勒所說的:「文學就是一場戰爭」,認為文學本身就是一種讓弱勢(如女性、性少數族群)奪回話語權的行動。張亦絢也在結尾以創作者身份提醒大家,如何閱讀和承繼已經寫出來的作品是必要的功課,而面對當下、處理當代最新的處境則是文學的重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