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張亦絢（本屆「臺大川流臺灣文學駐校作家」）
主持：鄭芳婷（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4年05月10日（五）下午13:20-15:2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林裘雅（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在我們變幻的國家裡，談論國家、政治或文學，或這三者間的關係，總是不那麼簡單。任何與國家有關的討論常常中斷，再次重啟時，證據早已逸散，記憶時常錯亂。即便如此，持續討論這份困難的動力是什麼？那是作家張亦絢持續的關心，關心創作與創作者的自由，關心如何發揮創造力，以及，綿綿不絕的苦難。
「我的基本立場會認可你有政治冷感，當個快樂的角落生物的權力」，張亦絢這麼說。大眾如此，文學創作者亦若是。畢竟，文學理論的其中一派認為，創作絕對可以有一個點或位置跟國家沒關係。但此刻，她所看到的現實是：在一場批判力道強烈的戲劇演後座談中，聽到導演認為即便被中國統治，仍然能擁有與現在同等程度的創作自由。張亦絢認為，這種無感與樂觀卻幾乎是荒謬了。既有「批判力」也有對某些主題的「批判力止步」，這是台灣文化的隱憂。另一方面，年輕的創作者擔憂，現在是否該自我審查？否則，未來如果真的被中國統治了，現在的創作會不會在未來為自己的身家性命帶來麻煩？
這是身在臺灣的創作者不得不面對的處境。「前途的，或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退避性，或簡單化，都對創作造成一些化學變化」，張亦絢這麼認為。如果沒有足夠成熟的政治環境，文學創作就難以走得更遠。種種此刻關乎國家、政治的討論，皆能夠回頭拓展書寫的可能性。也因此，思考國家、思考政治，思考這兩者與創作，或更基本的，與創作者自己的關係，對她來說，「絕對是一個創作課題，或者是說，倫理問題。」
讓複雜的更複雜
聽起來有些複雜，但作家張亦絢並不就此打住，相反的，「今天我就讓複雜的更複雜」。透過剖析幾個思考方法及其問題，她要透過幾段引文，帶聽眾一起看現代國家的建立及權控方法，如何讓國家、政治、政黨和文學的討論變得難以討論。
歷史的發展使我們了解，一個現代國家成型，背後有相當多人為因素干預，且具有強烈的任意性。張亦絢曾申請要成為一個名叫Ladonien國家的國民。這個國家由政治瑞典藝術家Lars Vilks在瑞典南部的一個小角落建立，國內只有兩具雕塑，國歌是石頭丟到水裡的聲音，目的即是諷刺宣稱「國家」是人們由理性、道德與權利概念建構的最佳體制，順帶從國族的壓力中釋放一下。
源於十八世紀末的浪漫主義，同樣批判理性、科學介入形成的「國家」。浪漫主義批評啟蒙運動大力發展科學與工業，壓抑人表達各種情感的自由，因此強調創作不應被人為規則限制。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歷史、文化發展。國家的建立，必須如同政治哲學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1874-1945）為浪漫主義並非極權納粹政權的起源辯論時所引述，「法律和國家不能由人『製造』出來，它們不是任何人的意志的產物，它們也不受這些意志的管轄」。（註一）
註一：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范進、楊君游、柯錦華譯，《國家的神話》（臺北 : 桂冠，1992），頁241。
這是藝術家面對現實干預藝術時的其中一種態度。雖然乍看有些不食人間煙火，但只要看十九世紀末，殖民者在非洲大陸上依自身利益劃分殖民地，導致非洲各國獨立後，仍因殖民時期的地界劃分而衝突不斷，就能明白抵抗人為介入的用意。但以浪漫主義的方法思考臺灣則會產生矛盾。一方面，擁抱浪漫主義理念的人，會認為自己不應該太修改法律，或跟國家產生關係，因為這不是意志可以左右的。但另一方面，當我們面對中共長期沒有統治臺灣的事實，卻宣稱臺灣為中國的一部分時，擁抱浪漫主義者，可能也同樣會抵抗此一宣稱。這是臺灣現在思考國家或法律相關變動時，面對的其中一個難題起源。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態度，同樣也顯示「過份人為」的不當。因此，浪漫主義對「國家權力」的質疑，這類文化遺產，並不絕對等同某一政治主張，而是有許多不同的方向性與延展性。
人們追索歷史，以想像如何共同建立國家。但國家建立後，歷史時常沒有還原全貌，而是經過挑選，成為人類學家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1923-1999）眼中「促進美德的故事，關於賢德的人如何戰勝惡徒……這又成為勝利者如何因戰勝而證明其賢德的故事。」（註二）例如，普丁寫的歷史文件，就被歷史學家認為是「完全變形」為「成功的道德敘事」。「歷史的誤用，在建立國家跟動員國家的力量上，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作家張亦絢補充。普丁如此，美國的歷史教育亦如此。
註二：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著，賈士蘅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臺北：麥田，2013），頁8。
英雄式的、成功道德敘事無法透露國家成型歷史的全貌，那人們如何避免自己被這種敘事吸引並淪陷其中？沃爾夫認為，人們必須意識到，世界不是「一個全球性的撞球場」。（註三）所謂「國家」，並非獨立、光滑的個體，好似因為外力碰撞才產生關係。張亦絢強調，漫長的歷史總是由其他國家、族群，甚至物質參與，且彼此的關係相當黏稠，千絲萬縷，「好像地瓜一樣」。在思索歷史時，總是要更進一步思考「所謂不斷改變和可以改變的東西，甚至是『關係的關係』」。
註三：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著，賈士蘅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頁10。
站在相對面反思啟蒙以降的國家形成史，批判線性進步、單一理性，或方法上的修正，都能開拓人們對「國家」的想像。但她也提醒，這些理論的生成有其歷史脈絡，不一定適用於當代，甚至可能造成問題。比如說，現在許多翻譯來的歷史書寫，把故事背景拉到民族國家存在以前，因為覺得民族國家成立前的社會關係或文化現象更加有趣和充滿活力。即便這樣的想法有道理，但倘若運用的不謹慎，容易讓書寫走向懷念殖民主義，甚至得以掩護拒絕思考帝國所造成的問題。
最後，不論什麼樣的討論，都不需要有優劣判斷與先後順序之分。「有的時候問題並不是你的政治立場，而是你覺得，你是一個有進步性，比較重要的人。」張亦絢這樣提醒。
在我們變幻的國家
讓複雜的更複雜，並非如吹笛人般，將人帶進五里霧裡不再回來，而是看清父母的謊言與糖果屋的誘惑，才能開闢各種活路。「所謂認識歷史，是去認識那個時候不同的可能性，最後某些可能性取得了比較大的力量，取消了其他的可能性」。接著，透過薛化元《臺灣地位關係文書》導言中陳列的縷縷歷史線索，張亦絢帶著我們一同思考臺灣始終曖昧難解的變幻性。
讓我們試著思考以下問題：臺灣人的自覺，或產生臺灣獨立建國的意念發生在什麼時期？如果1999年，民進黨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面已稱「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稱為中華民國」，那此刻，臺灣地位仍然未定嗎？
根據《臺灣地位關係文書》中引用與爬梳的文獻顯示，日治時期即有臺灣獨立建國的意念，提倡者為臺灣共產黨，但被臺灣總督府壓下來。二戰間國際上存有的臺灣地位相關宣言，因其效力問題，使廖文奎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即質疑臺灣主權移交給國民政府的正當性，並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這次行動可視為臺灣人自覺的浮現。在1964年，出現由彭明敏、謝聰敏及魏廷朝起草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已經出現「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理念，但此份宣言未能面世即被情治單位發現。這些事件，都早於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1980年代，民進黨、長老教會與臺獨聯盟也都有相當重要的文書與行動。
在時間的分歧點上，一旦有其他因素介入，臺灣的未來就可能改變。像是，具有臺獨意識的臺灣共產黨建立的臺灣國家，可能是什麼模樣？因共產理念而被捕入獄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在出獄後看見由民進黨為其中一個推力的獨立運動時，為何感到憂傷與失落？1964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裡，因當時中共在國際上的政治力量與今日不同，因此思考獨立建國時不那麼擔心中共因素。那麼是不是有一個可能，在當時臺灣有可能建國？
但，「有很長的時間，這個問題並沒有被當成跟政治有關的討論，或實際的尋找社會的出路，而被當成邪惡的東西。」史實被長期壓抑，導致談論主權時，人們的主觀意念，以及國際法、國際慣例之制度，兩個應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被混為一談。這也可能是為什麼，在依據嚴謹研究背景設計的民調中，出現部分臺灣民眾認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這種像是笑話，卻不得不正視的結果。
談文學如何做「剩下的事」
社會科學能從實務與理論來思考政治難題的出路，那文學創作在這之外能做到什麼？「談政治國家，不一定是只是談有哪些宣言和會議。艱難的、虛虛實實、變換的，有些不完全能夠掌握在我們手裡，有些可以。文學創作者如果有興趣的話，最好設法處理它。」接著，作家張亦絢透過《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中的兩段摘文，來展示什麼難題可以透過文學處理。
偶爾她也有這種民族精神比較渙散不集中的時候，這種時候，她會問我，彷彿我是知識的任意門。
「妳告訴我，彭明敏，他是什麼樣的人？有人說他人品不好，是真的嗎？」
「應該是真的。如果李敖的說法未必可信，還有郭廷以呀。郭廷以寫的信，我去看過。如果郭廷以可信，那麼，彭明敏的人品，確實不怎麼樣。」
「如果妳也說他人品不好，那他大概真的不好了。所以你現在都不支持台獨了。」
「怎樣？我要靠彭明敏的人品，決定台獨不台獨嗎？我反對任何國家殖民台灣，我反對無條件的民族主義，但是支持自衛性的民族主義。」
我媽突然超乎我預期地開心嘻笑。（註四）
註四：張亦絢，《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臺北：木馬，2015），頁360-361。
這一小段對話，直接顯示親情、族群和國族議題間的糾葛。「我在一開始我就知道我會寫到這一段。最主要希望，不能夠光是只想要國家或不要國家，其實我們需要相對成熟的政治態度跟文化。」理念、行動的優劣順序判定，使更加弱勢的群體無法發聲。這不只是人性的，更是整體社會環境交織而成的問題。
另一段引文能進一步展現她的想法：
不，我們兩個都沒有走政治的路。大學時代，我偶爾會幫民進黨周邊的團體做些小事。有次我在民進黨黨部外頭，偶然碰到她，我還記得我一見到她，劈頭就對她說——我說：「這裡完全都被新黨佔領了。」——連一句招呼或敘舊都沒有，這句話就足以表達我們的相連。
——她馬上附和。我根本就不用跟她多做解釋，她完全懂得，完全知道。也只對她，我有這種放心與了解……，所以那些來民進黨冒充民進黨的，很難騙過我們——但沒有用，民進黨那時就是整個鬆掉了，那些敵方的人在裡面來來去去，民進黨半點防守都沒有（註五）
註五：張亦絢，《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頁78-79。
「很少我們在想到同志戀情的時候，會認為兩個人的默契跟緊密相連，是跟年輕的政治情感有關。」以政治哲學、法律，或歷史來談論國族時，並不容易同時處理與國族糾纏在一起卻被忽視的聲音，但文學可以。
「這裡面我覺得有一個重要性，不管我們談政治或國家，我個人希望讓女同志或兒童可以出現。她是歷史跟政治的一份子，而不是被利用的對象，她有她應得的分量，跟應該被承諾的部分。」她補充，「我們常常在講文學其實在處理苦難，從這個角度來說，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不要說生活很長時間，就算對比較晚來的新住民，要了解台灣政治歷史的複雜性也是非常困難。我覺得這也是某一種形式的苦難，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卻不知道怎麼辦。文學，當然有一個部分，其實是可以選擇要跟這樣的苦難站在一起。」
從國家概念生成的迷幻，面對政治難題觀念上的盲點，到施力其中，讓快被溺斃的重新呼吸，「這裡面有很多的權宜之計，還有很多無奈的東西」。過程相當辛苦，容易心累，她明白。
「可是，也許並不因為這樣我們就放棄吧。」
是的，因為在我們變幻的國家裡，文學還有許多剩下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