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演講：平路__小說的真實與虛構：以《黑水》、《婆娑之島》為例】

平路：以一個寫作者來說，唯一能夠做的事，就是全神貫注好幾年。當你全心在其中，雖然也有其他瑣事，但你隨時帶著那本書在心中，你的生活變得非常安穩落實。情緒會有不如意、起起伏伏，但有一本書在心中，會非常踏實。我想，對寫作者這是非常實惠的建議，你那幾年的生活會非常有重心。所以寫完一本書之後，我就會需要另一本，來給予我重心。你會找參考資料，會需要知道所有細節，《行道天涯》時期我就寫了五六年。在寫作之前，我念了心理學、出國唸了心理統計、轉進數學系，做了十年的統計師。這過程裡我寫了《玉米田之死》，過了幾年我寫了《行道天涯》。後來開始做兼職工作，一邊做評論與採訪，無論我的旅行、出差、寫報導，都隨時帶著那本書。那時我的書架上，三面書架，都是1920~1930的書。

為了寫當時副官的回憶錄，我會找相信的是哪一個版本，會相信自己的判斷、自負之處，我會認為我比當時所有歷史學者知道的更多，自己看那些書都興味盎然。寫小說最短至少兩年，我對她全心全意，會覺得自己是每個主人翁。那個時代感，是這樣出來的。只因為有興趣。在那個過程中，我就是每一個人，很像福樓拜說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在《黑水》之中，有加害人、被害人，我試圖揣摩每個人心情，這是小說這種手藝，最讓從事者著迷之處。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完全不疑有他的進去了。

那麼專心，如《黑水》，是社會寫實，寫媽媽嘴案件。那兩年之間，在淡水八里河邊走路、喝咖啡，我沒有打擾他們，當然被害人就不用說，《黑水》小說出版了之後，我接到第一個陌生人的訊息，就是店老闆的短訊。他說很驚訝，他在事發幾天之間被冤枉為嫌疑人，直到今天還要因為是店主人還賠了很多錢，這些對他的衝擊當然很大。但他很佩服，為什麼我寫出來的和他看到的一模一樣。新書發表會上，他說他並不恨他，他所恨的是事後那些說三道四的人。有些人跳出來，例如附近金紙店老闆，說有人來買香，說要買給往生者，鄰居說對對這個老闆很怪。

那麼小說作者是否也是說三道四？我想了又想，我自己的體驗是說，小說作者長年在其中，所以你和加害者、被害者，是平等的。我可能是被害人、也可能是加害者，我的選擇比較多，社經環境比較好，我不需要面臨這麼困難的選擇。我也可能殺人，也可能就被殺了。他所謂的說三道四是：高高在上，恨不得把這些人標記出來，為什麼社會這麼急於標記他們？因為這樣界線就出來了，所謂正常的人就安全了，你看他們就是殺人犯、就是怎樣怎樣的。

寫小說不可能高高在上，你和這些主人翁站在一起。小說和那些人差別在於立足點不一樣，對小說來說越低越好，你就是在社會寫實的那個地方，為了寫那一段的揆一到他的大船出港的地點，他作為一個外國人，對他的母國，他想去的地方，先到巴達維亞，他的心情是怎樣的？一些小城，還有十六世紀大航海世紀的遺痕，可能只與小說的一句話有關，對我這個作者來說是需要的，我必須想像他的心境，任何對那個時代可能的補足。

《東方之東》寫台灣與中國、海洋，小說是鏡子，想反射最多自己想反射的面向，對自己想像力的拓展，年輕從關外來的皇帝，英氣勃發的鄭芝龍，互相之間人跟人的吸引力，人跟人的折磨，互相的制衡，對我來說有趣。《婆娑之島》中，揆一和美國外交官，都是為了台灣坐監牢，都在他們事業的高峰，都因台灣獲得了轉折。如果他們被放在一起映照，《東方之東》是中國和台灣，《婆娑之島》是最後的總督，探討背叛、忠誠。即使到今天，沒有一個媒體可以像小說，他夠複雜，並不是一條線，而是像稜鏡一樣，反射出人心的曲折，我們這樣的島國，機會在哪裡？如果是從外國人來看，他所癡迷的，和我們的強項在哪裡，有參差感，這滿足了小說家。

各位走向的未來的時代，各種媒體都在搶奪我們的注意力，但文字就是文字，若讓讀者拿到書就能坐下半小時、更久，她編織時要更複雜更豐富，為什麼為文字如此專情的部分，這是一生一世，我也想不到更加有趣的事，款款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