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巴代（知名作家）
主持：楊雅儒（臺大臺文所助理教授）
時間：2023年10月16日（一）下午13:20-16:2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陳泠樺（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在楊雅儒老師的「歷史材料與小說敘事」課程中，邀請到了書寫牡丹社事件，赫赫有名的巴代作家，為我們介紹《暗礁》與《浪濤》以及17-19世紀當下的臺灣，是如何逐漸與「世界」中的各方勢力互動。雅儒老師開場時說：「書寫牡丹社事件，水真的很深喔。」讓大家會心一笑，畢竟在臺灣史上，此事件可以說是眾所皆知，而巴代又如何透過一個看似早已塵埃落定的歷史事實，去翻轉出更耐人尋味的重重對話？
地緣政治與權力的角逐
兩本歷史小說《暗礁》和《浪濤》分別以八瑤灣事件和牡丹社事件為背景，這兩個事件，巴代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詳細探討。從傳統的陸權論、美版世界中心論，談到後來的海權論，以及與牡丹社事件最有關聯的「邊緣政治論」，老師指出，如果16—17世紀大航海時代，航海列強滿世界四處劫掠，可以稱之為不同文明、人種在海上的相遇與衝撞的話，18-19世紀仍然活躍在西太平洋，甚至以台灣海域為中心的各勢力之間的折衝與分贓，可以更進一步以「地緣政治」的角度詮釋。而「牡丹社事件」所牽扯與參與的各方，正是不同實力、層面的參與者在「地緣政治利益」的算計、拉扯與付出的過程與結果。在這裡，巴代總結這個時代帶給自己的省思，即國家必須擁有實力，才能在各種談判中有籌碼，否則只會成為強權利益的棋子，受制於他人的掌控。
在日本，牡丹社事件稱為「台灣出兵」或「征台之役」，有趣的是，並未提到「牡丹社」一詞，也是值得注意的部分。這起事件發生於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由於1871年琉球王國船難者，誤闖台灣原住民領地，而遭到出草身亡，日本因此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軍事行動，以及隨後中日兩國的外交折衝。這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的首次對外用兵，由於維新改革一連串的「內部因素」，武士階層在新時代中失去原有的地位和權力，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力量，因此，派遣現代化軍隊到台灣發動戰役成為了日本試驗軍力和安撫失去地位的武士的契機，也成為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上第一次重要外交事件。
此外，牡丹社事件對清朝和日本的外交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事件後，清朝開始建設恆春城，並向原住民地區擴展，引發了一系列衝突，如獅頭社之役、大港口事件和加禮宛事件等。這些事件反映了在恆春半島活動的瑯嶠下十八社內部勢力的分化，包括北部的「牡丹社群」和南部的「豬勞束社群」，以及卓杞篤在南方聯盟的代表角色。這一情境使得巴代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卓杞篤的號令是否足以管理和約束北部的「牡丹群」。
《暗礁》與《浪濤》小說中的歷史
巴代作家先介紹清朝統治台灣的背景。因為長期以來視臺灣為一片荒地，實行嚴格的「禁海令」，禁止大陸居民前往臺灣，出於對臺灣成為盜匪聚集地的擔憂。甚至當日本公開宣布入侵台灣的意圖時，清朝對臺灣「南部」——所謂「番地」，仍視之為化外之地，為日本提供了行動的正當性。1874年4月，日本開始集結大軍，計劃對台灣發動軍事行動。這促使清廷警覺到台灣防務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台南安平興建「億載金城」砲台，以強化台灣的防衛。隨著日軍從台灣南部半島撤退並將「壟嶠」改為「恆春」城，台灣東部開始進行「開山撫番」，積極拓展東部地區。牡丹社事件可視為清朝決定強化對台灣治理的關鍵時刻，標誌著臺灣現代化建設的開始。老師也給我們看，在牡丹社事件前的臺灣「地圖」，原是未有東部地區的，從這裡得以看出，牡丹社事件在歷史中的重要指標。
在這些「大國」之間的糾紛發生同時，巴代提醒我們，也要考慮到1871年宮古島人被殺事件，這一事件發生在台灣東北方的宜蘭，當時宮古島屬於琉球中山王國的領地，並每年向該國進貢。當宮古島人在台灣受困，與當地原住民接觸時，誤解和恐懼因語言隔閡和當時國際情勢的影響而急劇擴大。宮古島人誤以為當地原住民是「大耳生番」，根據當時流行的「吃人生番」的觀念，感到極度害怕。這一系列誤解和恐懼的事件最終導致宮古島人與當地原住民發生衝突，並造成大規模的悲劇。這也反映出當時國際政治環境的複雜性，包括日本的明治維新和對台灣的興趣。因此，牡丹社事件成為了台灣歷史中一個不可忽視的轉折點，彰顯了當時政治、文化和社會因素的重要影響。當事件傳到日本時，本應不牽涉到此事，因為宮古島人向琉球中山王國進貢，而琉球向清朝進貢，保持了一定的穩定。然而，當時的日本內政局勢複雜，舊薩摩藩的官員積極主張對台發動攻擊，希望透過這一行動轉移國內的壓力，同時試探國際社會對於日本南進的反應。
日本軍隊於1874年5月8日登陸台灣，然而，部分士兵私自組成營區，並與當地原住民發生摩擦。此後，一系列事件導致宮古島人和當地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其中包括牡丹社的遭遇戰。牡丹社事件最大的戰役於1874年5月22日結束，共造成牡丹社19人死亡，包括頭目及其兒子，以及6名日本士兵的死亡。事件最終導致日本和清朝之間的談判，並簽署《北京專約》。雖然日本看似付出了比清朝給予的更多，但這一協議確定了「日本是琉球的宗主國，清朝則確立對台灣的宗主權」的概念。
之所以稱為「牡丹社事件」，而非「高士佛社事件」，是因為當時的牡丹社實力強大，並得到其他部落和漢人村落的共識，希望透過日本的力量解決問題。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引起清朝的關注，而不在乎「兇手」是誰，因此將事件命名為「牡丹社事件」。巴代也提及，「牡丹社事件」的歷史名詞，實則掩藏了歷史中許多不被重視的那些臺灣原住民部落的名字、原住民個人的名字、或是無法在史料中確認身份，沒有名字的他者／逝者，這也是《浪濤》中巴代想要以小說呈現的，大敘事中的小人物。
一場因為語言不通所造成的悲劇
演講的尾聲，巴代老師向我們「露一手」，也就是作家經驗累積的「書寫策略」，如《浪濤》故事中，蘊含著複雜的「兩線發展」，分別為臺灣原住民與日本武士視角，兩方皆身為第一線戰士的處境與想法，都必須透過寫作者清晰的主題意識，方能將太多複雜的小段落、小事件穿插於那條由作家描繪而出的時間軸與史觀，而巴代說，他自己心中在寫此篇故事時，便是希望將「一場因為語言不通的悲劇」之衝擊感受寫出來。演講結束後，同學提出許多精彩的問題，其中有人詢問，為何在《浪濤》中的三位原住民男子中，會安排一位虛構的角色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互動？巴代老師認為，小說不等於故事，因為故事是小說的核心，寫小說的確是在說某些故事，但說故事卻非寫小說。因為「說故事」是講發生了什麼事的過程、結果，而「寫小說」是作者說故事的「方法」，藉由時空轉移、連結，藉著事件與人物的設計與連結，去講發生了什麼事，去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呈現的過程深入核心，以凸顯事件發生的動機以及過程的感受。
這些細緻的鋪陳，也是讓巴代的系列作品即使觸及臺灣生硬的歷史知識，內容仍雋永不褪之故，讓今天的聽眾對臺灣史觀的視野與時局的思索，想必也激盪出更加立體的，牡丹社所在之處的南臺灣景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