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山口守（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教授）
主持：張文薰（臺大臺文所副教授兼所長）
時間：2023年03月02日（四）上午10:30-12:20
地點：臺大臺文所324教室
撰稿人：韓承澍（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巴金與台灣
巴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領袖人物之一，放諸世界文學範疇內也是難以忽視的名字，他和台灣的關係是什麼呢？身為「陷匪作家」，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文學如何來到台灣？其中更重要的，「巴金的朋友在台灣」如何影響山口守老師的研究？本次由張文薰所長邀請山口老師蒞臨演講，以「巴金在台灣」為題回答前述的幾個問題。從巴金研究到台灣文學研究，也是山口守老師學思歷程的一次簡單回顧，在從事巴金研究過程中結識的台灣重要學者、作家，一一牽起了山口老師和台灣文學的緣分。
回到故事起點，山口老師首先簡單回顧巴金生平。巴金1904年出生於四川的一個大家庭，從年輕時就積極投入無政府主義運動，追求自由、平等理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巴金身為理應反對一切國家、民族強權的無政府主義者，曾經主動積極的擁護人民共和國體制，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無政府主義者就長期和國民黨、共產黨的價值衝突而屢遭迫害，戰後自然也不見容於中共體制。五〇年代起巴金就經常受到意識形態批判，文革時更是不可能倖免。改革開放後巴金在香港發表回憶錄，記錄下那段痛苦的歷史。
在1949年兩岸切斷聯繫以前，巴金曾於1947年訪台。根據和友人書信往來得知，巴金在1947年6月20日自上海啟程赴台，7月23日返回上海。但是其訪台原因為何？一是為了其主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預計在台北開設分店，前往處理相關業務，二是為了拜訪友人：因無政府主義運動結識的吳克剛、衛惠林，以及文學界友人黎烈文。他們為何選擇遷台？這也是山口老師試圖回答的問題。
吳克剛（1904-1999）
1985年，山口老師為了深入研究巴金首次來台，雖然找到的資料不多，不過透過臺靜農的介紹，認識了巴金友人：吳克剛（1904-1999）教授。該次旅行是老師開始將研究擴及台灣的重要契機，吳克剛則是其中的關鍵人物。山口老師從吳克剛處得知了大量戰後台灣史知識，尤其是有關白色恐怖和黨外運動，吳克剛也經常提醒山口老師多關心台灣原住民族問題，可說是山口老師的台灣史啟蒙老師。
吳克剛1904年出生於安徽，年輕時也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在留學法國歸國後就進入體制，不再從事運動。1932年應陳儀邀請赴福建從事農村救濟，抗戰期間成為國民黨政府幹部，1945年也隨陳儀來台，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1946-1950任職台大經濟系，1950-1955年轉任台灣省立圖書館，1955年執教於中興大學經濟系直到退休。
尚未脫離戒嚴的1985年山口老師初次拜訪吳克剛，當時住在淡水的吳因為相當害怕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要求一定要晚上才能接受採訪，受到白色恐怖影響極深。不過，在人身安全無虞的前提下，吳克剛非常歡迎山口老師的採訪，此後兩人幾乎年年都會見上一面。由於吳克剛的職務背景，親歷戰後台灣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見證人。首先是二二八事件，1947年事件爆發時吳克剛是台大經濟系教授，就親眼目睹了學校教職員在校園內被帶走；隔年台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在家中遇害，吳克剛也住在台大教職員宿舍，是許的鄰居，於是目睹了命案現場。畫面之殘酷，五十年後受訪時餘悸猶存。從上述兩起事件之後，吳克剛便不再發表任何政治性的文章，一心一意研究經濟學，尤其在合作經濟事業上有相當的成就。
戰後台灣的合作金庫研究室，負責發行刊物《合作界》，吳克剛因為在上面發表過文章進而結識了主編張我軍。另外一位也在合作金庫研究室的作家龍瑛宗，山口老師推測吳克剛也和他認識。這段時期許多日治時期作家正面臨艱苦的語言轉換的挑戰，能寫流利中國白話文的張我軍也注意到這個問題，而積極協助包括龍瑛宗在內的作家學習中文，讓他們得以繼續寫作。
衛惠林（1904-1992）
巴金的另一位友人，人類學家衛惠林，也在戰後來到台灣。衛惠林1904年生，1921-1925年在早稻田大學攻讀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因此精通日語，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回國後先是在上海積極參與工團運動，而後在1927年赴法留學，1929年畢業。巴黎留學期間和巴金、吳克剛同住，也持續發表和無政府主義有關的文章，但回國之後就沒有再參與運動，長期輾轉於各大學教授社會人類學。戰後也隨國民政府到台灣，任職於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和中研院民族所。衛惠林雖是外省人，卻因為作為精通日語的民族學專家，培養了很多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新一代學者。
山口老師在此分享了全新的研究發現，先前老師訪問過曾師事衛惠林的台大人類系教授，卻完全不知衛惠林戰前的無政府主義往事。可見衛惠林在戒嚴下的台灣極其低調，絕口不提他無政府主義者的過去，不過山口老師挖掘到幾條線索，可證戰後衛惠林與當年的無政府主義友人仍有聯繫。其中之一是六〇年代衛惠林赴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客座，透過在日本寫的書信證明衛氏曾和山鹿泰治見面。山鹿泰治（1892-1970），是日本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曾數度入獄，和中國、台灣等地的無政府主義者交流頻繁。1925年山鹿於東京刊行世界語辭典，便是在當時就讀早稻田大學的衛惠林的幫助之下完成。1939至1941年全家移居台灣，1942-44年在菲律賓擔任報紙記者，戰後回到台灣，在連溫卿的幫助下居住於員林，1946年返回日本。而山鹿一家能夠早日回國，也是有連溫卿的協助。以上幾個人物的關係，或許可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跨國友情吧。
黎烈文（1904-1976）
同為戰後來台的巴金友人，黎烈文並非無政府主義者，而是巴金的藝文界友人。兩人在1933年認識，是作家與編輯的關係，因為兩人思想上十分接近而成為友人。1904年黎烈文生於湖南，1924年赴日留學，後來轉往法國，得到文學碩士學位，1932年回國。曾擔任《申報》副刊編輯和《中流》主編，與巴金、魯迅、茅盾等作家有密切關係。1936年應陳儀的邀請前往福建，1946年也是在陳儀的邀請下來台擔任《台灣新生報》副社長，很快就離職。1947-1972年擔任台大文學院教授直至退休。
巴金和黎烈文成為友人的重要關鍵，不得不提1936年的「國防文學論戰」。該論戰對往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有重大影響，中共「把文學當作政治鬥爭工具」的做法就是由國防文學演變而來。1936年以周揚為中心的中共作家和郭沫若、茅盾主張「國防文學」，認為作家應該「統一戰線」，向政治目的貢獻；反對陣營包括魯迅、胡風、巴金、黎烈文等，主張作家仍要保持對現實的批判和自主性，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場以「聯合戰線」分進合擊即可。
黎烈文在台灣的日子並不順利。他是戰後最早從中國到台灣的作家之一，一開始在台灣新生報當副社長，卻很快就因為得罪國民黨而離開，轉往台大文學院任教。巴金回憶黎烈文的文章也提到他「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而想當然耳，黎在共產中國的評價也頗低落，唯有在當時台大外文系的學生之間還享有相當良好的聲望。
山口老師的台灣文學之路
1979年到1981年，山口守老師曾到上海復旦大學留學兩年，當時在賈植芳教授的指導下，讀到了胡風翻譯的楊逵〈送報伕〉。不過，山口老師初次讀到台灣文學的時間更早，是1969年在雜誌《中國》連載的吳濁流小說《無花果》，此後除了巴金以外，另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是吳濁流。在此山口老師也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為例和我們討論幾個問題：台灣日語文學裡的聲音是怎麼呈現的？發音和文字之間的互動性為何？值得深入考察。
總的來說，山口老師真正投入台灣文學研究，還是始於巴金研究的需要。八〇年代為了研究巴金而來到台灣、認識吳克剛，透過和吳的交流得知台灣歷史和社會問題，尤其戰後國民黨獨裁統治、黨外運動和原住民族議題都引起山口老師的興趣，這都有賴吳克剛的指導。從民國時期中國接到戰後台灣的這條脈絡，就成為山口老師研究台灣文學的重要路徑，後來又逐漸往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發展，就像入了迷一般的研究至今。山口老師說道，因此能夠再次回到本所演講，是件很痛快的事。同樣的，對同學們而言，能聽到如此精彩的演講也是極為痛快之事吧！因而報以熱烈掌聲，結束本次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