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林茂生之前,俊瑩老師先透過一份《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12》(2013年修訂版,以2005年校史稿增修而成),傾向將傅斯年形塑為在威權時期堅守「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的代表人物,稱其在當時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處理「四六事件」,安定校園,使台大成為抵抗政治高壓的象徵。然而,老師透過其他檔案資料,揭示了另一種更複雜的歷史面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殷海光〈我被迫離開台灣大學的經過〉一文,內容提到1966年教育部人事處以一紙用箋,奉諭殷海光「借聘」為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實則是變相解聘。儘管殷海光以「謝謝教育部的好意」拒絕,但在當局利用黨政情治系統的施壓下,他仍然被迫離開了他熱愛的哲學系;到了1974年的哲學系事件,政府對於學校的控制達到頂峰,教育部透過人事處第二辦公室秘書、台大安定小組執行秘書孔服農瞭解狀況,校方配合行政當局,清除「思想不純」的教師,在教學方面轉而加強中國哲學課程,以「端正學術思想,厚植中國固有文化根基為首務,期能達成遏阻逆流」。如果只是標榜「學術獨立」的聖性化,無非掩蓋了校方在威權體制下的配合與無力,由此亦可見政治力從未真正離開校園,而是透過人二系統、安定小組等組織,深度介入師資聘用與課程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