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史惟筑（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主持：謝欣芩（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6年05月05日（二）中午11:00-13:00
地點：博雅教學館406教室
撰稿人：邱芷琦（臺大臺文所碩士生）
本次講座由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台灣女性電影影像學會理事長史惟筑老師主講，以日治時期的9.5毫米膠卷技術與電影文化為主題，帶領與會者認識電影技術史發展與台灣影像文化之間的關係。一開始，史惟筑老師便依照講座標題的「小電影文化」進行提問，請與會者嘗試思考這之中的「小」究竟代表什麼？與會者提出了「小眾」、「螢幕比例較小」、「製作規模較小」等答案，但其實是與「膠卷規格」有關——相較於商業電影所使用的35毫米膠卷，本次演講想介紹的日治時期「9.5毫米」膠卷與影像創作，便是屬於較小的規格，因此被稱為「小規格電影」。
老師接著說明，小規格膠卷最重要的應用就是「家庭電影」，又被稱為「業餘者電影」，因為拍攝者並非專業電影工作者，而是一般民眾。1922年，法國百代公司發明了百代寶貝放映機，最初是希望一般家庭能夠自行觀賞電影，因此販售放映機並提供租片服務；直到1923年，才開始販售攝影機，讓民眾也能自己拍攝影片。這不僅僅只是膠卷規格的縮小，也是縮小了電影製作與放映的門檻，使電影從原本高成本、高規格的商業娛樂，逐漸成為家庭休閒活動與業餘文化的一部分。所謂的「小文化」，因此是相對於專業、高規格商業電影的一種文化形式，其重要意義在於讓更多人透過休閒娛樂理解電影如何製作、如何放映，並讓更多人可以參與電影文化。而在這樣的業餘活動中，最常見也關鍵的表現形式便是以「家庭電影」來保留回憶。
老師更近一步指出，一百年前百代寶貝之所以能在歐洲掀起第一次小規格電影的風潮，便是與「技術革新」有關。百代公司為了推廣家庭電影，不僅研發了性能更穩定的器材，也發明了更容易感光的底片，大幅降低拍攝的技術門檻，使更多人可以投入家庭電影的創作。而遠在亞洲、處於日治殖民之下的台灣，也並未因而被這股趨勢排除在外，9.5毫米的百代寶貝便是被殖民者所帶進台灣社會，而百代寶貝所帶來的小規格電影文化，便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媒介，回應台灣人在受殖民的狀態中仍然想要與世界接軌的渴望，使電影成為殖民時期台灣與世界聯繫的方法。
其中，這股影像文化的流行再次與「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由於顯影藥劑被日本人發明，不需仰賴進口，更大幅度地降低了拍攝門檻、方便相關器材的取得。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考察，史惟筑老師梳理出日治時期家庭電影文化的發展脈絡：1925年4月已有店家公開募集販售百代寶貝，同年5月由西尾商店正式販售相關器材，並提供影片目錄供民眾租借，在家觀賞電影。到了1928年，台灣更開始提供反轉片沖洗服務，不需再將膠卷寄回日本，同時也開始舉辦放映會，顯示家庭電影文化已逐漸成熟。
老師指出，這樣的發展也與1920年代興起的「影迷文化」有所關聯。當時不只是法國開始在報紙刊登電影評論，台灣也逐漸出現影迷社群與愛好會，透過觀賞商業電影、討論電影與撰寫影評培養電影文化素養。然而，在小規格電影的相關技術出現後，影迷的身分也開始產生轉變，不再只是被動地觀看與評論電影，而是能夠主動投入拍攝、實踐美學觀察、成為電影創作者。當時參與這項文化的人多半是日治時期銀行或政府的高階主管、官員等資產階級，這些業餘者比起欣賞電影、關注美學，更關注攝影與放映的「技術」本身。此外，販售攝影器材的商店也不只是銷售產品，同時負責舉辦活動、維繫社群，顯示各層面都在協助推動家庭電影文化的發展。
在相關史料考察中，史惟筑老師便發現百代寶貝的攝影機不只是在台灣的大都市販售，1930年代更是有在花蓮販售，這便是配合殖民政府推動觀光旅遊政策。隨著鐵路建設的完成、太魯閣觀光逐漸發展，日本旅客希望旅行後所拍攝的內容能立即沖洗，甚至直接在旅館舉辦放映會，因此相關器材與服務也隨之進入花蓮，顯示業餘者電影文化與殖民政府的觀光政策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性。而隨著家庭電影與業餘者文化逐漸成熟、普及，各地也開始出現「家庭映畫會」，播放教訓、科普及歷史教育等影片，並提倡要帶領兒童進行映後討論，代表「影像教育」的概念也隨著技術演進、文化發展而開始普及，9.5毫米的膠卷與家用放映機逐漸成為學校教學的一環，使電影不再只是休閒娛樂的工具，更成為教育的重要媒介。
前述提及的大多為日本人的影像活動實踐，那除了日本的商人與軍官以外，日治時期是否有台灣人在使用百代寶貝呢？史惟筑老師便舉了三位作為例子：作家的劉吶鷗不只是翻譯國外電影理論、電影專用術語、寫影評，同時也親自拍攝電影《持攝影機的男人》，除此之外也有知名的攝影家鄧南光，史老師更直接在講座上播放台灣商人賴崑森於1930年所拍攝的《張家訪問之一日》，他們都是台灣使用9.5毫米膠卷的重要研究對象。然而，老師也表示這些影像的研究其實非常困難，不只是取得與修復上的技術障礙，更是因為內容上往往只是單純的生活紀錄，似乎缺乏一般影像研究注重的戲劇性內容與美學。史老師認為，身為一個電影研究者，其實是想去關注這些影像背後的技術史與休閒娛樂文化究竟如何運作，因為電影研究若只注重內容卻不去關注「技術」的話，就難以真正了解到底電影文化是怎麼形成、怎麼運作、大眾如何與電影互動，這樣的模式又是如何被傳承下來、影響當代，所以其實除了內容外，仍然有很多東西值得被研究。
講座尾聲，有與會者提問：「這樣的家庭電影文化是否只有富裕階級才得以參與？」老師表示，因為器材價格十分昂貴，若一般台灣家庭缺乏優渥的經濟基礎，僅靠薪資收入往往需要存下數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購買，因此所謂「全球第一次流行的家庭電影」，實際上主要仍流行於資產階級之間。老師也延伸指出，當時的放映技術遠不如今日成熟，後世所想像的大規模放映會，其實並不完全源於對影像內容的好奇心，也難以真正欣賞到高品質影像，更多地是想要體驗新興科技的渴望，期待感受活動影像與留聲機音樂同步播放所帶來的感官震撼。
總歸來說，這場講座除了介紹9.5毫米膠卷的技術發展，更透過電影技術史重新理解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狀態。過去我們對殖民時期的印象，往往停留在課本中的殖民政策與經濟剝削，但這場演講則讓人看見另一種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文化表現，也拓展了理解台灣與世界關係的新視角。早在日治時期，台灣便已透過家庭電影文化與世界電影發展建立連結，而至今持續推動小規格電影的研究，也讓台灣得以與國際電影史研究接軌，展現出台灣持續與世界交流、互動與對話的歷史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