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劉威廷(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張俐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2026年05月19日(二)下午15:00-17:00
地點:Google Meet線上演講

撰稿人:莊怡萱(臺大臺文所博士生)

本次演講由張俐璇老師主持,邀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劉威廷教授,針對「臺裔美國人的英語文學實踐與返鄉敘事」進行探討。劉威廷教授指出,探討臺美文學時,常面臨學科分類的焦慮,例如究竟應將其歸類於比較文學、文化研究、英美文學,抑或是臺灣文學研究。臺美文學研究目前多被置於外文系框架下的美國文學範疇,而比較文學的廣泛與兼容性,亦能提供跨域與納入翻譯研究的分析視角。

首先,劉威廷教授提出「重層臺灣語系」(Palimpsestic Taiwanphones)的概念,藉此與一般認知的華語語系(Sinophone)拉出差異。重層臺灣語系包含了華語、英語、日語、荷語、西班牙語及南島語系等,這些成為臺美作家有別於其他亞裔或華裔作家的文化資本。「逆寫」這個概念是劉威廷教授近年來的關注重點,觀察離散作家如何運用混成語或非標準語言,來顛覆並挑戰殖民宗主國的文化霸權,並在此框架下,將臺裔第一代與第二代作家的書寫策略,系統化分為原鄉書寫、返鄉敘事、返鄉語言與返鄉出版等不同層次。

「原鄉書寫」多見於臺裔第一代作家,他們在異地使用原鄉或異地語言書寫故鄉故事,但在情節與角色設定上,主角並未真正從異鄉回返原鄉。「返鄉敘事」則是美國文壇亞裔作家常用的敘事手法,故事角色往往藉由旅行或特定契機,實體重探原鄉。而在「返鄉語言」的操作上,臺美作家展現了強烈的語言本質化企圖,將華語、日語、臺灣台語、客語或南島語言等元素,透過羅馬拼音或直接保留中文字原貌的方式,鑲嵌於英語系書寫之中。這樣的實踐並非僅是點綴,而是涉及語用的層次,作家刻意使用與標準英語不同的語法來進行書寫,達成後殖民語境下的帝國逆寫。例如楊小娜在《綠島》的英語書寫中參雜了日語,藉此再現臺灣早期知識份子以日語交談的歷史語境。「返鄉出版」牽涉到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之間的權力與翻譯動態。而在返鄉出版的過程中,出版社的「附文本」(paratext)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劉威廷教授以游朝凱獲2020年美國國家書卷獎的《內景唐人街》為例,其英文原版沒有作者自序,也未特意標舉作者的臺裔身分。然而,當該書在臺灣出版時,出版社特別邀請游朝凱撰寫自序,並在書腰等附文本上標定其為「首位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的臺裔作家」,且自序中交代自己的移民與族裔脈絡,使得游朝凱的臺裔身分得以在臺灣的場域中「現身」。

在探討臺美文學的發展流變時,劉威廷教授引用前行研究指出,1960年代是美國境內臺灣移民與中國移民區分的關鍵轉折點,而到了1980年代,「臺美文學」開始成為一個有效的參照標籤。劉教授更進一步將此概念擴張,將臺裔加拿大籍作家李潔珂等人納入廣義的臺美文學範疇中,以回應臺美人內部多元族裔組成的複雜性。第一代臺美作家的書寫,如黃娟的《楊梅三部曲》塑造「理想臺美人」的原型,這個原型通常在1960年代冷戰與太空競賽時期遷居美國,且其生命經驗往往緊密圍繞著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歷史創傷。劉威廷教授借用李育霖教授「義肢現代性」的概念,指出這些第一代移民體現了一種追求美國線性進步的現代史觀,同時在文學實踐上廣泛運用臺灣元素與回歸語言,奠定了臺美文學的基調。

潘相如的《身後朱顏》是當代臺美文學中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時也引發了分類的辯證。劉威廷教授指出,作者本身具備外省家族背景,小說原本也設定在上海,但因出版社編輯的建議與市場考量,最終將場景改設於臺灣。這促使研究者反思,「臺美作家」這個分類標籤,有時是否帶有評論者一廂情願的暴力,或將其置於「華美文學」的框架下更為合適。 潘相如在此作品中,展現了高度的文化揉合技巧。她吸收了英美文學的經典元素,特別是艾蜜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詩作中的「紅鳥」(知更鳥)意象,將其轉化為魔幻寫實的象徵。這隻紅鳥引領著身為臺美二代的主角回返臺灣,重探原鄉。此外,潘相如將焚香等臺灣特有的民俗祭儀寫入小說,劉威廷教授認為這是試圖創造一種象徵臺灣人離散與變形的「國族寓言」。在語言策略上,《身後朱顏》是英語創作,卻大量使用了羅馬拼音。劉教授從中歸納出三類:第一類是提供英語提示的溫和拼音;第二類是需要讀者自行從語境中推敲的詞彙;第三類則是完全沒有英語輔助說明的純拼音。這種大膽的語言實踐,預設了必須同時精通華語與英語的雙語「理想讀者」,對於純英語系讀者構成了極大的閱讀挑戰與文化衝擊。

接著劉威廷教授談到徐華的《Stay True保持真誠》。相較於其他作家,徐華在美國的訪談與公眾現身中,並未明確或刻意強調對「臺裔美國人」的身分認同,然而,當《Stay True保持真誠》獲得普立茲自傳文學獎並在臺灣出版時,出版社透過書腰推薦與特邀的「致臺灣讀者」謝詞等附文本,將其定位為臺美作家。劉威廷教授提醒,研究者必須跳脫出版社所設定的市場框架,以更客觀的視角審視作家的本體實踐。在《Stay True保持真誠》中,徐華特意凸顯大量的物質與物件,包含照片、傳真機文件、海報、音樂卡帶、大同電鍋,甚至二手衣物。在摯友Ken去世後,徐華收集這些與Ken相關的物品,讓這些物件因此獲得重新訴說故事的功能,也構築出徐華的人生回憶。劉教授指出,這種對物件的依賴與展示具有強烈的目的性。此外,從這些物件也能觀察到世代間的差異:第一代臺美人(如徐華的父親)試圖融入美國(如訂閱《紐約客》、聆聽美國古典與流行樂),但依然仰賴像「大同電鍋」這類來自臺灣的物件,並且其反離散的企圖往往以回歸臺灣告終。相對而言,身為第二代的徐華,美國文化在他身上的滲透程度遠高於第一代,他將自己置入美國當地的物與人之中,尋找同為亞裔社群的同類。相較於潘相如挑戰英語語言霸權,徐華在文本中更傾向以一種輕鬆、知識份子的策略性方式來處理身分認同與物質記憶。

接著劉威廷教授提到張欣明的《虎靈寓言》,以此展示年輕一代臺美作家大膽且具實驗性的文學實踐。《虎靈寓言》同樣透過翻譯返鄉出版,臺灣版的附文本同樣標定作者「臺灣出生、加州長大」的背景。《虎靈寓言》融合了魔幻寫實手法與臺灣南島語系泰雅族的口傳文學,透過女兒、母親與阿媽三代女性的聲音,述說著泰雅族阿媽嫁給外省阿公的家族歷史。張欣明將傳統中用以恐嚇不乖孩童的虎姑婆傳說進行翻轉與酷兒改寫,挑戰傳統父權的史觀。《虎靈寓言》將「返鄉敘事」推進到「返鄉語言」層次,張欣明在英語書寫中大量置入華語語系與南島語系的元素,更具顛覆性的是,刻意在文本中製造不合乎標準英語的語法錯誤,藉以模擬臺美第一代(如泰雅族阿媽)在英語表達上的生澀。劉威廷教授認為,這種返鄉語言策略具有強烈的語言本質化企圖,強制將美國讀者拉進主角原鄉的語言情境中,對英語文化霸權提出挑戰。於此,劉威廷教授也提到翻譯的問題,臺美文學作家某程度上可以視為文化翻譯者,張欣明、游朝凱或是徐華,對遠距臺灣的文化做翻譯的時候,都或多或少做了一些折射和改寫。

本次劉威廷教授的演講,透過嚴謹的理論框架與細緻的文本分析,帶領聽眾重新省思「臺美文學」的邊界與內涵。從比較文學、新物質主義與翻譯研究等諸多面向,剖析臺裔美國作家的文學實踐與臺美文學的定位,並揭示了返鄉敘事背後複雜的族群認同、歷史創傷與全球出版權力動態,為臺美文學研究提供具啟發性的學術視野。